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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理

(贤首第一人)

 

    清雍正年间(公元1723—1735年),有一位僧人在研读佛教经典《清凉大疏》时 , 从中获悉佛教圣地五台山原来是文殊师利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心中不禁生出无限景仰之情,暗暗地发心启愿,要不畏道途艰险,前去顶礼膜拜,以表自己的诚恳心愿。

    于是,他离开了一直都居止的寺庙,上路开拔。经过了许多时日,受尽千般学劳,他终于来到五台山附近,先止息在万缘庵,宣讲《报恩经》,虔心修持,弘法传教。一天,他忍不住自己对圣境的渴慕,就离开栖宿之庵,信步向山上走去。刚开始,朗日高照,风止树静,四周充溢着一片静穆与安宁,给人一种置身于佛国净土的感受,神秘而惊奇。这位僧人不禁为眼前的景物所深深陶醉,完全将自己置身于一种神圣的境界之中,只觉得新奇、神秘,忘身物外,浑同天地。什么疲劳,什么饥饿,什么时间空间,全然置诸脑后,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可是,时间却依然在慢慢流逝。就在这位僧人只顾欣赏、只顾感受的时候,适才那一轮朗日早已西沉,天守中白云叆叇,夜风也渐渐地次了起来,刮动著树枝,发出阵阵沙沙的鸣响,此伏彼起,森然怖人。但是,这位高僧仿佛被什么神秘的力量推动着似的,全然没有发现这一切。他只是一昧地往前走,往前走……

    就这样,走了很久很久,他突然发现,前面的山谷中,闪烁出一道强烈的光芒,明亮而强劲,宽广而绚烂,仿佛夏夜的 晴空中,那条金波涌动的银河,招引人向他奔去……

    于是,这位僧人就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飞奔而去,他想寻找到这闪烁的光之源……可是,等到他觉得自己已经来到这光的源地时,再抬头朝前看,却发现这光芒分明又在前面,他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往前赴去,却依然一无所获 —— 那道耀眼的光芒分明还在前方闪烁,招引自己向它追赶过去……

    就这样,直到人僧走到了山谷的尽头,没办法再继续向前走了的时候,再抬头看,刚才还闪烁不已的那道光芒却倏忽而逝,半点踪影也找不到了。

    光芒没有了,天地之间顿时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抬足举步,十分艰难。过了一会,终于从刚才那种沉迷、陶醉状态下省悟过来的高僧,不知身在何处……

    在数次努力均告失败之后,这位僧人就跪下地来,双手合十,十分虔诚地祈祷说:“菩萨!弟子迷路荒郊野外,无法回去,请求菩萨大发慈悲,指示归途!”他的话音刚刚落声,身体尚未站起,却突然感到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摄住自己,如同飞跃一般,只听得耳旁风声呼呼作响,不过转瞬之间,人却就回到庵门之外。这位僧人不禁大为惊喜,推门进去,遍告众僧说:“菩萨显灵,送我归来!”又禁不住挥毫赋写了一首偈颂:

        菩萨慈悲,不可思议;

        六十余里,顷刻而至。

    拜服、敬仰之情,流于辞表。

    这位颇得奇遇的僧人叫通理禅师。他是清朝都城北京万善寺的住持。

    通理禅师字达天,俗时姓赵,是新河(今河北新河县)人氏。父亲叫赵士公,母亲姓白。

    通理禅师生性端穆、慧敏,言行举止方面,经常表现出与众不同。初读诗书、略通文词时,他便见解超迈,不时表现出超然尘寰之外的志趣。二十岁时正式出家。

    在岫云寺,通理禅师更加深入地研习律部戒条,津津有味,沉迷其中,不知身外世界。当他有了一定的佛学基础之后,便负笈京师,探访古刹,拜谒名师。最先,他跟随善应法师听讲《弥陀经》,略有省悟;接着,他又在衍法和尚哪里听演《楞严经》,颇有会心。

    清世宗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不二老人在京师之北的香严寺讲演《法华经》,通理禅师慕名前来听讲。并虔敬地请教疑难。正是凭着这种恭肃的态度和严谨的钻研精神,不多久,他便对博大精深的《法华经》的经义多所证通领悟。参叩之际,不二老人不禁对他的佛法进境大加首肯。

    这之后,通理禅师便告别法师,退隐京郊名山妙峰之下的石草精舍,一方面,更加刻苦努力地钻习、研读佛教经典;另一方面,决心注释《法华经》和其他各种经籍。当他一边参证、 一边注释之际,不觉为经律中的深奥妙义所深深折服,启悟彻通,收获巨大。有时候,他也会碰到一些自己一时参证不通的要义,便寝坐不安,食不知味,接连十多天,也不能下笔写上一两个字。就这样反复再三,殚思竭虑,终于豁然开朗,一切疑难,泮若冰释,迎刃而解。

    注释完毕《法华经》之后,通理禅师便离开石草精舍,再次来到岫云寺,参拜师尊,探讨“四分” ( 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 ) 、“五篇” ( 波罗夷、僧残、波逸提、提舍尼、突吉罗 ) 戒律的精微。不觉水乳交融,大见提高。

    接着,通理禅师又回归京师。参拜永禅有祖。尽得秘要传授。于是。他便又开始探究 , 阐发华严宗区分、辨别佛教各种教义和流派的学说。不遗余力。终有大获,从而成为有清一代贤首宗第一人。

    如日中天的通理禅师凭借自己的修持赢得了僧众的尊敬,出任京师万善寺住持。两年之后,他又力辞而去,隐退到遗光老屋。置身于破墙败椽之下,依然精修不止;弘法讲说,从不懈怠。后来,他又来到嘉兴(今浙江嘉兴)善应、香界、拈花时诸山,设坛弘法,多达三十余会;持式十四期,超度众生。造就新学,数不胜数,计不能计。使得当时江浙一带,佛教为之大盛,万众一心,敬羡教宗,也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盛朝盛举。

    到了清乾隆葵酉(公元1753年),通理禅师奉皇帝钦命,开始管理国家的僧录司印事务。

    乾隆庚子年(公元1780年),乾隆皇帝七十大寿。其时正是秋风送爽的金秋季节,天地间一派丰收景象。当时前来祝寿的僧人很多,甚至连远在西藏的宗教领袖班禅厄尔德尼也不远千里,来到京师,向高宗乾隆皇帝恭贺万寿。

    因为通理和尚的职位,很自然,班禅大师在京师的活动就由他负责安排。他们一起诵经念佛,为皇帝祝寿;余暇的时间里,又一起畅论佛法大义奥旨,互相参证发明,诸多地方,英雄所见略同。因此,彼此间结下了友谊,班禅大师离京返藏前夕,为了表达自己对通理禅师的敬重之情,特地赠与他香帛、曼答等物;而通理禅师呢,则十里送别,依依不舍。

    乾隆壬寅(公元1782年)六月十三日 ,通理禅师召集门徒弟子,告诉他们说:“我这八十多年来,从来没有远离佛法一步。可是,今天我却想问你们一句:这佛法到底是有呢,还是没有?”大家一听,无不面面相觑,无以应答。通理禅师一见,不觉微笑着看着他们,便寂然仙逝。

    时年八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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