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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然

(苦心修证)

 

    戒然禅师是清末时候上海玉佛寺的沙门。

    可是,他并不是上海人,而是宛平(今北京丰台)人。小时候,家里很穷,父母全都只是替有钱人家佣耕,才勉强得以度日,哪里还有余钱送戒然上学读书呢?因此,少小的时候,戒然可真是大字不识一个。

    有一回,他经过居家附近的黄、白二寺时,听见内面的喇嘛正在诵念经卷。这清妙的法音一下子就把他给吸引住了。尽管他不识字,也没有听懂这些喇嘛们在唱些什么。但他却仍然为那种神秘的氛围、悦耳的法号所深深陶醉,而且心中若有所悟,小见会心。

    后来,他又跟随着大人们一起,到北京西郊西山上的潭柘寺去烧香敬神。这潭柘寺正是京西一大名刹,古木参天,林深谷幽,香火十分茂盛。戒然一到这里,便只觉得憩心幽寂,万虑俱清,为生平所仅见。再回想起从前在家边听喇嘛们唱佛诵经时的情景,回到家里,他便向父母提出要出家修行,皈依佛门去。但是,他的父母却一口回绝了他,坚决不答应。

    等到他长大到二十一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因长年劳累,积劳成疾,病倒在床榻上了。于是,戒然便请求父母准允他随同北地僧侣一起南下浙江,前去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普陀山(在浙江普陀县),朝拜大慈大悲的观世音普萨,为父亲祈福禳灾。父母先还以路途遥远、归期难望为借口,不想让他远行他乡。但是,戒然这回却态度十分坚决,一副非去不可的劲头。他的父母见了,心知不可阻拦,便听任他南下朝佛去了。

    来到大海之中的佛教圣地,戒然尚未朝拜观音菩萨,便被岛上的旖旎风光和佛境仙仙迹所深深陶醉。等到朝拜完毕,他更是一心之中,只存有佛业,而绝不思慕尘凡繁华了。归途之中,他又一路礼拜天童、天目、天台(均在浙江省)这些佛教名山,参谒古刹,宛如一名游方四走的佛教徒了。

    这样,等他回到家里时,已是一岁将尽了。

    后来,他的父亲去世了。戒然又再次向母亲请求出家,他母亲见他始终不改初衷,数年如出一日,便答应了他。这年,他二十九岁。

    于是,戒然便来到弥陀寺,出家做了和尚;第二年,他又来到拈花寺,受具足戒。几经周折之后,他又辗转来到红螺山资福寺,研教念佛,矢志薰染。前后坚持了七个寒暑,却依然只是仅仅能够通读经卷律论,而不能将经义奥旨了然贯通于心中。而且,无论他怎样努力,却依然只是原地踏步,不见进境。于是,戒然便思忖道:“看来,我的确根钝慧浅,仅仅只是凭借着静坐诵佛,怕是不能开启愚蒙,证通佛宝。”

    这样,戒然便发下誓愿,要勤勉苦行,礼拜名山,焚香名山,焚香诚祷,手持口诵,三步一拜,五步一叩,一定要证通关碍,求取佛境!

    心愿一起,随即付诸行动。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正月初一日 ,戒然便从资福寺出发,开始了他艰苦卓绝,跪拜名山古刹的历程。

    戒然和尚履雪峨嵋,乘云九华;东朝普陀,西入剑关;又南下天童、天目,北返齐鲁、燕山……真可谓南来北往,东奔西走,马不停蹄,行迹匆匆。历时数年,行脚几万里。

    而在戒然和尚的所有这些行程中,最为艰苦卓绝、最令世人为之惊叹不已的,则要数他爬越剑门关,进入蜀川的壮举了!

    唐朝那位天才诗人李白的《蜀渡难》让我们对入蜀之道望而生畏。他的感叹“蜀道之难知,难于上青天!”分明还在我们耳边震响。但是,就是这条“危乎高哉”的蜀道,就是这座“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的剑门关,戒然和尚却要用他的一双手和两只膝盖骨跪爬过去!这是何等艰难的壮举啊!但是,戒然和尚硬是一如他发下的誓愿,脚穿草鞋,身着僧袍,背负着几卷经书、钵盂和佛杖,俯首屈躬,循蹬叩礼。无论是山岩峭壁,栈桥索道,还是严寒酷暑,风霜雨雪,戒然和尚就是凭借着他那非凡的意志和坚强的毅力,勤勉精进,不知疲倦为何物,经历两个寒暑,受尽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终于爬过这峭立万仞、高与天齐的崇山峻岭,进到四川腹地!

    后来,戒然和尚顾念母亲年老体弱,无人照顾,就准备回乡省视。于是,他便在礼拜完名山古刹之后,一笠一钵,飘然北还。等到来到燕山之时,突然之间,他猛然自省,想道:自己既然已经出家别亲,又怎么能够还一味地恋家顾亲呢?所以,他虽然离家乡已经近在咫尺,却依然没有下山前去探望年迈的母亲。这样,戒然和尚便在燕山之中四处飘游,倏忽数载。

    转眼之间,已经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宣统年间,武汉城里,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天下无不群起响应,革命四处爆发。戒定禅师此时早已证通关节,心中大悟佛法至宝。作为方外之人,一心游迹于寰宇之外,自然是力求躲避凡世尘间的种种争端、对抗、革命等等,而只寻一处可以清修的幽境。于是,他便重又涉淮河,渡长江,再次南下江南。

    有一次,他正居止在镇江外的金山上。这金山之上,有一座始建于东晋时的古刹,就叫金山寺,是佛教禅宗的一大宝刹。来到这里,戒然便终日端坐禅堂,参究念佛。一天,他正在禅堂之中捧读一部藏经,书声朗朗,和谐圆畅,法理通达,一听便知是一位得道高僧、耆宿在修习参悟。寺院中的僧侣们全都被朗朗法音所深深吸引住了,无不在屋外驻足谛听,不敢轻易走动,担心打扰了高僧的修研。等到戒然禅师研修完毕,大家蜂拥而进,想一睹高僧的法容。可是,正当他们拥进禅堂,却发现这高僧不是别人,而只是路过山寺、暂且居止前戒然禅师时,无不惊讶,大出意料之外。

    直到这时,年过半百的戒然禅师虽然早已学佛有成,却方始扬名东南。

    在金山寺,戒然禅师前后居止了五年,每天研习《大藏经》。他的佛法禅机,更是日见精进。他曾经告诫后学们说:“《法华经》、《楞严经》词义简明,便于诵读,尤利薰修。初学佛禅的人,修习这些经籍,一定会别有会心。”

    后来,戒然禅师离开了金山寺,又来到高旻寺,也呆了一年多时间。在这里,当时早已鼎鼎大名的楚泉、印光二位禅师对戒然禅师也颇为敬仰。

    静圆禅师初习禅宗,尚未启悟,在江天寺不期而遇戒然禅师,在一番请教之后,深有感悟。

    直到民国八年(公元1918年)的春天,戒然禅师才姗姗来到上海,居停在玉佛寺。当时,有一位曾官任清朝江苏巡抚的程德金,避居上海,遁志玄妙,参佛侍僧。一天,他来到玉佛寺,发现有一位老禅师正赤脚袒背,兀自坐立在寺檐底下晒太阳,不觉心有所动,就过去向他请教有关佛教与禅宗的修习方法。老禅师徐徐而语,娓娓而谈,如行云流流水,丝毫不见阻碍。 程公不觉大会于心,因此十分敬服。再一打听,这位老禅师正是戒然禅师。

    从此,程公便几乎天天前来参拜,聆听禅师发论玄要,周旋不已,往返不停,竟成至交。到了中华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二月,程公患了病,躺在床榻上起不来,戒然禅师就前去探访他。程公一见,就慢慢说:“人一生病,真累!真苦!”

    戒然禅师一听,不觉朗声道:“要去便去,苦由他苦。叫唤什么?害怕什么?”经他这么一呵斥,程公便不敢再说什么了。而戒然禅师见状,却又说:“我近来方始觉得自己心境开朗,好像这几十年修持佛法禅机的功夫,到现在方乃豁然!”

    可是,到了这一年的四月初一日 ,戒然禅师却也寂然归化。在这之前的数天,戒然禅师便已然预知了自己大行之期。因此,他特地为自己缝制了一件新僧袍,并一一与僧众作别。到了这一天的午后,他沐浴更衣,然后便晏然坐化。世寿六十整,而僧腊凡三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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