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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殊

(行云流水一孤僧)

 

    有情是佛法的中心与根本,而佛法的真义也正是从此去把握的。世间的一切学术、教育、经济、政治、法律及科学的声光电化,无一不与有情相关,无一不为有情而出现人间,无一不是对有情的存在。如离开有情,一切就无从说起。所以,世间问题虽多,根本为有情。一生放达浪漫的情僧苏曼殊,也许正可以由此来读解。

    曼殊1884年9月28日出生于日本横滨,其祖父苏瑞广,广东香山县人,以经营进出口商业起家。其父苏杰生亦经商,为日本横滨万隆茶行买办,居住在横滨山下町三十三番地,娶一妻三妾。曼殊生母名若子,是其父所雇日本女仆。曼殊出生未三月,若子就离开苏家而不复返,杰生将曼殊交其妾河合氏(日本人)抚养,曼殊认河合氏为其生母,终其世不知自己非河合氏所生。河合氏曾经与一日本商人结婚,生子女各一人,前夫死后才改嫁杰生。为此,曼殊曾怀疑自己是河合氏与前夫之子。以曼殊的性情,必要究其来历,而毕竟又不便问及,于是,这便成为折磨他一生的难言的痛事。所以才有日后写给友人信中的话:“家庭事虽不足为外人道,每一念及,伤心至极矣!嗟夫!刘三,曼诚不愿栖迟于此五浊恶世也。”此生来历尚且不能证得,这可能是诱发曼殊对人生虚无感叹的根本所在,不然不会有每一念及使“伤心至极”的感叹。而他投身的世间,也并非澄清明朗,尽如人意,眼见众生浮沉世海,以他清高淡雅的品格,视富贵若浮云,更不肯将此生托附于这红尘中的名利场。

    于是,佛门便是他觅得的一块安身立命的“净土”,以抗拒平庸污秽的世俗人生,寻求解脱人生痛苦的所在。

    曼殊的人生观始终贯穿着大乘佛教的入世度生的积极精神。他虽身为佛门弟子,但这并未妨碍他对社会的关注,对世间的有情及对人生的体验,激发了他文艺创作的激情。佛教本是人间的佛教,理智的正觉与解脱的自由在人间而不在天上,所以,在曼殊对人、对社会的行为以及他的文艺作品中,无不充满了既重视人间,又能从中解脱的正觉。也因此,世俗的功名利禄与儿女情长均不能缚住曼殊,使他成为它们的奴隶。他以自己的生命投身于其中,既作了热切而深刻的体验,又能够 “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于是,无论名场、利场还是情场,终不能成为曼殊永久的栖身之地,而他的一生终不为外物所累。世界上能似曼殊一样豪放洒脱,如闲云野鹤,来去无牵无挂,又有几人?

    早在1900年冬,曼殊16岁时,中国留学生发起组织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反清革命团体青年会,发起人为叶澜、董鸿伟、汪荣宝、冯自由等,曼殊由冯自由等人的介绍,亦列为发起人之一。不久曼殊即考入振武学校学习陆军。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天津,俄国也伺机觊觎我国东北,以青年会为骨干的我国留日学生极为愤慨,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推举陆军士官生蓝天蔚为队长,天天操练,准备开赴东北对俄作战,实际上也是为推翻清政府作准备。曼殊也参加了拒俄义勇队,不久,该组织被政府勒令解散。叶澜,秦毓鎏又秘密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曼殊亦参加其事,进行爱国活动。此时,负担他学费的表兄林紫垣反对曼殊参加革命活动,迫令其缀学回国。曼殊一面迫于经济困难,一面也想回国有所活动,而此时原军国民教育会的其他成员也纷纷回国从事革命活动。于是,曼殊于1903年9月乘船回国至上海,到苏州吴中公学任社教,与包天笑、汤国顿等相交甚欢,后又到上海,任《国民日报》社翻译。这个时期的曼殊进行了很多文字工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与译著。文章如《女杰郭耳缦》及《呜呼广东人》,以及翻译法国雨果的名著《惨社会》(《悲惨世界》) 。后《国民日报》停刊,曼殊设法离沪返港,找陈少白。其父苏杰生听说曼殊在香港,到港找他,想叫他回家娶亲,曼殊避而不见,陈少白劝他随父亲回家,他不告而别,终手跑到惠州某破庙削发为僧。这时是1904年的春天,他取法号曼殊,又号元瑛、玄瑛。曼殊本是性情放达,激情满怀,拥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然为人在世,总有许多的不自由,于是,披剃为僧,皈依佛门便成了他最终的去处,佛门净土也成了他理想的去处。

    皈依佛门后的曼殊依然保有一颗热情激荡的心,不曾让它有片刻的冷却,他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然他的入世度生并非为了贪图功名,纯粹是从救护世间、教化人类处行事的,既是为了生命自体的体验,亦是以己之存在度脱众生。这此均可以从他1904年后从事的一系列活动中觅到踪迹。出家以后,曼殊即漫游暹罗、锡兰,又随乔悉磨长老学习梵文。1904年夏秋间归国,曼殊到长沙访秦毓鎏于湖南实业学堂,并留该校任教,同时与华兴圣洁的同志时相过从。华兴会在湖南发动起义失败后,他又去南京,任江南陆军小学教习。1906年春,曼殊重至长沙,在明德学堂教援图画,暑假后应刘师培之邀,赴芜湖执教于皖江中学。1907年,苏曼殊偕刘师培、何震东夫妇东渡日本,住在东京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社,与章太炎同寓。在此期间,他在《民报》及增刊《天讨》上发表的文章、绘画作品以及翻译英国诗人拜伦的诗、研究佛学的文章等得到章太炎的指点和修改。刘师培、何震东夫妇创办《天义报》,他又搬到《天义报》社。

    1908年10月,曼殊应扬仁山邀请,赴南京,任祗洹精舍英文讲师。 祗洹精舍是佛教学校,旨在为佛教界培养佛学人才,开展佛学研究。曼殊对此推崇备至,认为该精舍的创办为末世之盛事,“佛日重辉,或赖此耳”。1909年期间,他先后辗转东京、上海、杭州,是年冬,印尼爪哇华侨创办的中华学校托南社聘请教员,经人介绍,曼殊遂前去担任英文教师。1909年11月南社成立时,柳亚子给他去信并邀他参加,请他经常寄诗给南社。辛亥革命爆发时,适逢他仍然羁留在爪哇,闻讯后他极为兴奋,急欲回国,在他写给柳亚子、马君武的信中说道:“迩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公都在剑影光中抵掌而谈,不慧远适异国,惟有神驰左右耳。”其激动神往之情溢于言表,流露出他对于国事的热切关注。在此以后的时间里,他从爪哇返回国内,转入了小说创作时期,连续在国内的杂志上发表《南洋话》、《冯春航谈》及《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绛纱记》、《焚剑记》以及《碎簪记》。在此期间,他经常往返于日本、上海、杭州、苏州、安庆之间。去日本是为了省视母亲,去杭州则住在雷峰塔下白云庵中,去上海则与南社诸名士畅游,去苏州则住在郑泳春(柳亚子妻舅)家中,与郑桐荪、沈燕谋同编《汉英辞典》及《英汉辞典》。

    1917年,曼殊仍来往于杭州、上海、日本之间,肠骨病加剧。秋天,病重之时住在上海蒋介石家中,冬天,住海宁医院就医,1918年迁入法租界广慈医院。此时的曼殊经济非常拮据,将自己的衣物典质一空。在病中,他还托人带信给陈独秀、蔡元培,希望病命愈后能得到一些费用,送他到意大利去学习绘画,一直到1918年5月2日,他在上海病逝。

    从曼殊的一生中可以看出,他投身于革命纯粹是出于一腔生命的热情,是属于生命自身的狂流。这种热情始终贯穿于他的的一生,成为他生命的主旋律。他对于自己长于斯的国土充满感情,常为自己祖国的命运忧怀。他的诗极尽此情。“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极目神州余子尽,袈裟和泪伏碑前”。他翻译拜伦的诗《哀希腊》,与自己的爱国感情起了共鸣,以致于他泛舟湖中时。朗诵《哀希腊》篇,歌而哭,哭而歌,被人疑为精神病发作。曼殊性情虽狂放不羁,但对祖国的至情却始终没有半点游移,而且还格纣自尊、敏感。他虽在日本出生,母亲又是日本人,他对母亲河合氏的感情又极深厚,但每住在日本时,他却总说:“然吾是弱国之民,无颜以居,无心以宁。”故住不多时,就想回国。在国内他又思念在日本的母亲河合氏。所以他总是来往穿梭于中、日两国之间。这些都表明曼殊无论是对自己的祖国还是对养育自己的母亲,都怀有一颗至诚的心。正是这颗慈悲悯人的心使他在皈依佛门之后,依然热切关注着人间社会,以自己的惭愧心来感应着社会的丝丝缕缕,不忍众生的种种疾苦,将自己的痛苦与众生的痛苦融成一片,见众生的苦想到自己的苦,他人的苦是自己的苦,他的痛就是自己的痛,苦在别人的身,忧在自己的心,同体大悲,自悯悯人。佛法的修行,原非单纯在于对一切有情的悲悯而忽视人类自身。如忽略这普度一切有情而以人类为本的精神,像某些人专心于放生,对鸟兽虫鱼大发善心而对于罹难的人类及人间的悲苦漠然置之、不闻不问,这实在是违反了佛法的精神,本末倒置。佛法的德行,不但为自他的相处,更应从自心扩大到“器世间”的净化,使一切在优美而有秩序的共存中,充满生意的和谐。这正是曼殊在对自己生命体认的过程中所感悟到的,所以他虽出家为僧,然从未将自己的悲喜优苦与世间大众隔绝开来。

    曼殊在经年的佛学研究中,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佛学思想。他的思想主要阐述于《答玛德利庄湘处士书》、《儆告十方佛弟子启》及《告宰官白衣启》等文中。首先,他认为佛教衰微的原因不在外界,而在佛界内部。寺庙建在城市中,或靠近城市,僧侣难免感染市俗气。“不事奢摩静虑,而惟终日安居;不闻说法讲经,而务为人礼忏。”因对僧侣贪图财物,被人轻贱,故佛教日益衰微。他认为振兴佛教之道,在于弘扬正法,纠正歪风。其次,他主张宣扬佛学真理,反对以诵经念佛而谋利。他对于以应赴为职业,藉道场以糊口的俗僧,进行不遗余力的痛斥。他从佛教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说明佛教的始祖只注意宣扬真理,而不干谋利的事。他说:“检诸内典,昔佛在世,为法施生,以法教化,一切有情,人间天上,莫不以五时入教,次第调停而成熟之;诸弟子亦各分化十方,恢弘其道,迨佛灭度后,阿难等结集三藏,流通法宝”。而“应赴之说,古未之闻”。他说只顾做道场经忏的僧人“自既未度,焉人度人?譬如落井救人,二俱陷溺”。他批评那些以佛法谋利的僧人实际是盗施主的财物,“且施者,与而不取之谓。今我与以法与人,人与财与我,是谓贸易,云何称施?”再次,他反对佛教徒趋炎附势,攀援显贵,跪拜皇帝、俗官。他认为佛教的流传,关键在乎士民的信仰,而不先遣王者的提倡。所以,他批判护法需赖王者之说:“诡云护法须赖人王,相彼染心,实为利己,既无益于正教,而适为人鄙夷”。另外,他主张寺院住持实行民主选举。反对衣钵相传。认为衣钵所留,争端即起。最后他主张设立佛教学堂,宣扬佛理,培育人才。认为设立佛教学堂是抵制清末毁坏寺庙之风的好办法,振兴佛教的关键在于弘扬正法,培养人才。总之,他认为佛门宜断三事:一者礼忏;二者付法;三者趋炎。第一断者,无贩法名,第二断者,无争法名;第三断者,无猥鄙名。能行斯义,庶我薄伽梵教,无泯将来。所以,曼殊的佛教思想是极力反对将法作为衣食之资与贩卖之具。正因为此,章太炎说曼殊若:“天假以年,俾得行其志,而实现其主张,则曼殊也能成佛教中之马丁·路德”。曼殊的这些佛学思想与他的为人处世实是相一致的,他的出家为僧而又界入世俗生活“由释而儒”,对比起那些虽皈依佛门,然而却藉着佛门沽名钓誉,看似严守戒律,实则内心充满私欲之人不知要高出多少,要真实多少。他实在是依托着佛门的净土,尽情地挥洒着他的浪漫气质。当年郁达夫评苏曼殊的诗比画好,画比小说好,而“比他的一都要好”,的“是他的浪漫气质,由这一种浪漫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曼殊“适性自然”,从不刻意求取什么。他的佛学思想也正表明他讨厌趋炎附势。辛亥革命时他十分兴奋,有人以为他参加过革命团体,革命胜利后总可以当官显赫起来,他却说“昨晤穆弟海上,谓故乡人传不慧还俗,及属某党某会,皆妄语也。不慧性疏懒,安敢厕身世间法耶?”故辛亥革命后,他即转入小说创作时期,人品则更为孤高傲世。所以,当他的旧日朋友刘师培夫妇变节,成为端方的走狗与清政府人员勾结之时,有人因之诋毁他,怀疑他。章太炎曾为他辩解:“元瑛可诬,乾坤或几乎息矣。”陈独秀说:“至于人情世故上面,曼殊实在是十分透彻。不过他不肯随时俯仰,只装做癫癫疯疯样儿,以佯狂免祸罢了……在许多旧朋友中间,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了!”曼殊从不想当官,也不曾追逐名利,他一生穷困潦倒,经常陷于三餐不继的地步。一时囊尽,竟拥裘高卧数天,不吃不喝,忍着饥饿。即使如此 ,他也不肯随俗浮沉。他宁肯向朋友借贷而拒绝显贵者的拉拢。这正“是他的有所不为的精神,矫世易俗的抱负”。苏曼殊确是“独行之士,不从流俗,然与朋友笃挚,凡委琐功利之事,视之蔑如也……佛有苏元瑛,可谓厉高节,抗浮云者矣。”朋友对他的评价的确十分中肯。

    曼殊性情浪漫、散淡,他身上充溢、散发着艺术气质。他的小说与诗逸艳,充满着情网与解脱的矛盾。曼殊深知,“儿女情长,殊堪畏怖”,所以他的小说字字凄切,满纸泪痕,他的诗亦品格高雅。曼殊实是有真性情的诗人,他以自己的文艺作品处乱世而葆其真,不得不傲群小,书冷音,实则全都寄托遥深。所以,尽管曼殊为僧不俗,他始终脱不开自己的一腔人间情怀,以自己所感感人生,以自己所受之苦推想世间大苦,悲天悯人。所以,评品曼殊,倘不是以佛门弟子来看他,而是从一个生命中充满着悲愁忧喜、热情满怀的人来看他,则会倍感曼殊其人,实为难得。

    正如一位无限喜爱曼殊的老先生称许的那样,曼殊其人,说不上特别崇高或伟大,可就是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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