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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瑛

(为法为人 苦证菩提)

 

    圆瑛法师是中国现代著名高僧。他一生爱国爱教,为法为人,宗说兼通,台贤并重,禅净双修,解行圆融,是佛教界为人宗仰的一代楷模。

    圆瑛法师生于1878年,是福建古田县端上村上,俗姓吴。圆瑛小时候即能过目成诵,聪颖过人。17岁之时,便觉人生如梦,便想舍俗出家,被他的叔叔极力阻拦,没有能够如愿。18岁时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更加坚定了出家的决心,于是到福州鼓山涌泉寺,礼莆田县梅峰寺增西和尚为师,法名弘悟,字圆瑛,号韬光,自号一吼主人,三求堂主人,灵源行者离垢子等。19岁时到鼓山涌泉寺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

    圆瑛法师在出家受戒后不久,就显出过人的智慧。他参方访道,游历名刹。他先在鼓山安居,亲近妙莲老和尚,学习律仪。半年后到大雪峰寺,亲近达本老和尚。圆瑛法师在寺里修习苦行,勤于劳动,受到众人的好评,他任饭头、菜头之职有半年之久。21 岁时,他到常州天宁寺亲近冶开老和尚,修习禅定五年。后又随宁波天童寺寄禅老和尚习禅六年。以后又一一参拜了通谛、谛闲、祖印、慧明、道阶等尊宿。令人称奇的是,圆瑛法师每到一处,听经不过几天,座主法师就允他重讲。圆瑛法从容演说,辩才无碍,大众非常惊异,赞叹同声。后圆瑛法师研教观,究向上,悉心学习,终于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令海内外善信同仁共仰他的风范。后来圆瑛法师又不辞劳苦,朝礼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等佛教名山,得到很多感应,虽然饱历风尘,辛苦无比,然而即事会心,得大成就。

    法师曾在天宁寺,带病参禅于禅七中,忽然定境现前,顿觉身心异常清廓,作一首偈云:

        狂心歇处幻身融,内外根尘色即空。

        洞彻灵明无挂碍,千差万别一时通。

    从此以后对于以前不曾明了的经论,一一透彻。但法师并没有对已达到的境界而心生自满。26岁那年,又到宁波的天童寺亲近寄禅老和尚,从他习禅。28岁的冬天,在禅七中,又出现定境,比前时更胜。一时身心俱空,湛寂圆明。又作偈:

        山穷水尽转身来,迫得金刚正眼开。

        始悉到家无一事,涅槃生死绝安排。

    此后法师的慧业日日有所增进。到了36岁,读永明、莲池两位大师的著作,深信念佛法门。寄禅法师禅净双修四十多年,并在 1935年秋天,在上海创办圆明讲堂,以此作为讲经弘化净土的道场,并组织圆明莲池念佛会,高扬净土宗的宝炬。日本学者道端良秀在他所著的《中国佛教史》一书中,对法师弘扬净土宗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圆瑛法在净土宗方面也有着伟大的成绩,继云栖大师之百年后,在弘法和著述中,作了巨大的贡献。”

    佛法,是从一般的恋世的自私的人生,引向出世的无我的人生,即从家庭而向无家,从自他和乐而向自心净化;再从自心净化而回复到自他和乐,从自他和乐中净化自心,从自心净化中增进自他和乐,实现国土庄严,这是净化自心与和乐人群的统一。所以,菩萨行的真精神,是“利他”的,要从“自他”和乐的悲行中去净化自心。这就不能专于说教一途,应参与社会一切正常生活,广作利益有情的事业。所以,佛法是从利他行中去成佛。圆瑛法师亦是如此,他从宏观处着眼,认为要弘法利生,必先振兴佛教自身。他深感中国佛教界,如不加强团结, 完善僧团组织,结集成强有力的组织,对内对外都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所以法师毕生毅力于佛教的组织工作,希图通过加强佛教组织来振兴佛教;形成和乐清净的僧团,能适应现代社会环境而获得社会的信仰,能净化身心而得个人的解脱。不忽略社会,不忽略自己,在集团中实现自己,而佛法也就达到 了“久住”的目的。早在1907年寄禅和尚住持宁波僧教育会时,圆瑛法师就极力加以襄赞,多方面加以筹划。1928年第一次全国佛教代表大会在上海觉园召开,议决成立中国佛教会,这时才有了全国佛教徒的统一组织。自这时开始一直到抗战后,法师曾担任过七届中国佛教会的主席或理事长。全国解放后,又与赵朴初、虚云、喜饶嘉措、巨赞、陈铭框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并被选为首任会长。圆瑛法师献身于佛教界的团结工作,任劳任怨,负责全国的实际的护教和教务工作,得到了全国佛教徒的崇敬和爱戴,同时也获得了国际佛教界的尊敬。日本人道端良秀在他的《中国佛教史》一书中对法师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作中肯而符合实际的评价:“圆瑛法师在民国初期着手筹备中国佛教会,经公开选举,由他担任会长,各省曾分设分支机构,直接开始进行各项活动,请求政府改正以提取寺产办学目的的《寺庙管理条例》,终于迫使国民党政府于民国18年11月改为《监督寺庙条例》,清除了对寺庙的直接迫害。”

    圆瑛法师的行为一切都是围绕着护法而行的,护法必须先从佛教组织及僧伽自身做起。所以,法师不遗余力,培养僧才。在 1909年初法师住持宁波鄞县接待寺时,除扩建寺宇,积极整理寺务外,也创办了佛教讲习所,历时多年,培养出了许多人才,后来到了南洋的槟榔屿,又创办了槟城佛教研究会。以后又在上海创办圆明讲堂,设立楞严专宗学院和上海圆明佛学院,至今海内许多著名的大德高贤,有许多人是从这些学院毕业的。

    教化众生,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讲经弘法,使佛法的深妙义理能通行于世,为众生所领悟,让佛的精神流入人的心里,进而使人与人之间在佛光的普照下,和乐、清净、安详。去掉导致人们争斗残杀的私欲烦恼。所以法师从未忘记弘法讲经,把弘法视作家务。圆瑛法师于31岁时开座讲经,几十年来,讲席遍及宁波、上海、杭州、扬州、南京、北京、天津、厦门、潮州、长沙、武汉、台湾、香港,并远及南洋、新加坡、槟榔屿、苏门答腊、日本和朝鲜。他先在福州鼓山涌泉寺,乃感普贤菩萨暗中摩顶安慰。然后又精研大乘法宝《首楞严经》数十余年。他自己曾说到过,当年为钻研经中的深奥疑难之处,他就把其中不懂的一一写下来,贴在墙上,逐条静坐参究。明白一条,就扯下一条。达样有八年之久,一墙的不明白之处,全都扯了下来。对一部《愣严》,痛下了这样的功夫,其中的义理,自然通达无碍。他一生讲这部经有十三遍,每讲必作充分准备,不断地从此经中开发出新义。圆瑛法师一生讲经,所开大小讲席达数百座,皈依到他座下的弟子数十万人,影响非常深远。

    圆瑛法师由于多年弘法,声名远扬,德高望重,各地名山大寺,纷纷礼请他做住持。法师一生十主禅林,领众学修。他所到之处都是清规整肃,海众安和。他曾先后住持过福州雪峰崇圣禅寺、宁波七塔报恩禅寺、天童禅寺、福州鼓山涌泉禅寺、福州瑞峰林阳寺以及南洋槟榔屿极乐寺等佛教历史名刹。法师每到一处,都进行不用程度地整修,既为佛教徒提供了良好的活动场所,又保护了国家的文物古寺。如大开元寺的两座石塔,是世界闻名的胜迹,20年代圆瑛法师住持该寺时,塔身年久失修,多有破损,有倾倒的危险。圆英法师经努力劝得几位施主檀越布施净财,将塔进行了修复和加固。更为难得的是法师每住持一寺,都严于律己,故僧众都能恭敬肃然,和谐有序。他在住持天童寺时,曾对众宣誓:“不贪名,不图利,不营私,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强,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责,不徇情,不背理。”一次,有人不慎造成火灾,烧毁了九处五十多间大屋。法师作为方文,先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亲自四出募集资金,予以修复。在全寺僧众和十方信士的协助下,天童寺很快修复如初,且更为壮观。1929年,法师住持福州雪峰寺期间,适逢日本著名佛教学者常盘大定博士到此山访问,并记述了对法师的印象:“和尚很有骨气,一见有豪杰之风,并富有统理大众的才干。”足见他对圆瑛法师的推许和敬仰。

    法师特别重视社会福利,将其作为他弘法利生的一个组成部分。他除了到处讲经说法,以法布施,使佛理深入人心,成为人之精神依托以外,还特别重视福利国的施好,做到财法二施并重。他以救助人的物质困迫为己任,解救众生之苦。不但救心,而且还救身。民国初年,他开始任宁波佛教会会长时,创立僧民两校。僧校用以教育出家的青年,民校用以教育贫寒子弟。1918年,他又创办宁波佛教孤儿院,兼施以工读,多方面来培养,得到社会的好评。1923年法师在南洋讲经时,遇到星州的转道、转物两位和尚,三人共同发愿,重兴泉州开元寺,并创设开元慈儿院,以收容失去父母的孤儿。法师亲主其事,教养兼施,按照普通学校设置学科,慈儿院免费供给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课本、纸笔等。1926年,法师为给慈儿院筹集资金,再次远渡南洋群岛讲经,筹得巨额资金,使慈儿院得以维持。慈儿院从筹建到建国之初将近三十年的岁月里,收容和教出的孤儿数以千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法师的所作所为是真正的大慈大悲,救世救人。他并非以自己对佛法的领悟理解而囿于独善其身,而是以自己的些微点滴救助世间的百姓,兼善天下,使他们解脱苦难,感受佛光的普照,从而激发起对佛的信仰,使佛陀住持世间。

    圆瑛法师是发扬农禅传统的高僧之一。他的目的是通过僧人的劳动来达到自食其力,不依赖于社会。农禅学风是从唐代兴起的,中唐的百丈怀海禅师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来要求自己,成为佛教千古流传的光辉典范。 1909 年,圆瑛法师在宁波创建接待寺道场时,亲自操理百多名僧众的衣、食、住、医药等。遇到经济困难时,愁得连饭都吃不下。有一年春节快到了,寺内过年的东西还没有着落,圆瑛法师赶快到宁波城里想办法,运回一大车过年的东西,寺里的僧众无比感动,都流下了眼泪。还有一次,他为寺里购运柴米,亲自撑船,不料船翻落到水中,圆瑛抓住船帮随船漂了很远,才被人抢救上来。寺里吃水困难,需要挖井,他就下井淘泥。房子坏了,他就上房修补。盛名之下,他并不养尊处优,还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圆瑛法师的优良品质还在于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时,决不为了自身的清净袖手旁观,而是出于人间情怀,积极救助。且在国难当头之时,通过对佛法的阐释来鼓舞士气,将佛陀的勇猛无畏的精神深入到人们的精神中去,。1931年,法师担任全国佛教会主席,“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法师当即代表中国佛教会通告全国佛教徒修建护国法会,并致书日本佛教界,“我佛慈悲平等救世为主义,贵国号称信奉佛教,则对国际间,应实施慈悲平等主义,而造成东亚和世界之和平。”他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并写下了忧国忧民的对联:“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表达了他虽皈依佛门,然仍未忘世,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情怀。

    1937 年,法师在江西庐山般若精舍讲经之际,“七七”事变发生了。法师立即返回上海,召开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紧急会议,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自任团长。随即紧急通知南京、上海地区各寺庙派出青年僧伽二百人,前往上海玉佛寺报道,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由弟子宏明任队长,在该寺集训。接着,法师又在上海清凉寺开办准备收容伤兵的佛教医院和圆明讲堂等九处佛教难民收容所。僧侣队在集训满月时,上海的“八·一三”战争爆发了,当地驻军奋起抗击,僧侣救护队也开赴前线,出发前,法师对全体队员讲话,要求每一个成员以“大无畏”、“大无我”和“大慈悲”的“三大”精神做好抗战救护工作,并说这“三大”精神是大乘佛教的救世学说的原则。法师对此作进一步的阐释:“无畏”就是无所畏惧,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抗战救亡中去;“无我”就是忘却身家之我见,置自身生死于度外去救护别人;“慈悲”就是救苦救难。

    针对当此之时日本侵略者入侵我国的情形,法师以后又对弟子们解说“慈悲”的含义:菩萨慈悲,不能“一任强暴欺凌迫害”,不能“坐视弱小无辜横遭杀戮”,不能“眼看着无数生命在残酷敌机下被摧,尤其不忍听那为了抗击日寇而负伤在沙场上断臂折足的哀呼惨号”,所以“挺身而出,惩一以儆百,诫少以救众,负起抵抗侵略的救世之工作”,“这正是大悲大勇的菩萨行”。法师在国难当头之际,为鼓励僧伽开赴抗日前线,对于佛法的阐释是极符合佛理的。佛是大勇大悲而无畏的,负起普度众生的重担,一往直前,在紧要关头,能将自身充沛的生命力,转化为成佛度生的大愿大精进,不懈努为,最终成的佛的大雄。后僧侣救护队开赴战场,他们对牺牲的战士进行掩埋,将负伤的战士和难民送往后方,昼夜奋斗,英勇顽强,受到国内外爱好和平的人士前赞扬。由于战事继续扩大,法师又指令组织“中国佛教灾区救护团第二汉口僧侣救护队和”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三宁波僧侣救护队“,一直到沪、汉等地上相继沦陷,三个救护队各自随军转移他地。

    救护队、医院和收容所的经费开支原来是由上海联合救济会负责的,不久经费的来源就发生了困难,法师决定再度到南洋筹集经费。1937年10月,他带弟子明旸到了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怡果、马六甲等地,呼吁恳请当地的华侨组织成立“华侨筹款救国委员会”,来支援祖国抗战。并借讲经的机会,积极宣扬筹款救国,倡导“一元钱救国运动”赢得华侨、华裔的热烈响应,大家纷纷募捐,到1939年总计募得十余万无,先后陆续汇到上海。、

    法师对于佛理的参悟形成正见,即而正信不疑,故能在关涉生命与尊严面前,义正辞严,舍生忘死。1939年法师从南洋回国后驻锡上海圆明讲堂。不几天,日本人藤井草宣前来“邀请”法师出任“中日佛教会会长”,遭到法师的拒绝。随后农历的 九月初一 ,在圆明讲堂莲池佛会成立时,法师正在大殿上礼佛,突然来了四辆日本宪兵队的汽车,几十个宪兵包围了大殿,以抗日分子的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和弟子明旸。在日本宪兵司令部,法师受到严刑拷打。日本宪兵用手枪指着他的胸膛说:“你怕不怕死!”后又把他们师徒二人解往南京日本宪兵总司令部。宪兵们面目狰狞,虎视眈眈,气氛十分紧张,法师一心念佛,平静如常。在夜闲人静,万籁俱寂,法师接受日军的审讯时,从容镇定,理直气壮,义正辞严。更为令人敬佩的是,法师虽然身陷囹圄,可依然念地狱、天宫皆为净土,除受审以外,还连续打了三个静七,并绝食以示抗议。经过一番较量以后,日本宪兵队长看到圆瑛法师威武不屈,转而劝诱法师与之“合作”,法师以老病辞之。日寇无奈,只好将师徒二人放出。以后,日寇又几经纠缠,企图利用法师的声望来为他们服务。圆瑛法师对外宣称闭门谢客,专事著述《愣严经讲义》来应付他们的纠缠。法师在这次生死劫难中,面对强暴,临危不惧,从容应对。这全赖他平时修持深入,三昧定力功深,以致于他的弟子明旸每一念及,至今仍旧激动不已,谓“竹密不妨流水过,山高岂碍白云长”。在中国佛教学院师生请求法师赠言时,法师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相勉。这正是法师依于人的立场,善用人的特性,不碍人间正行,来趋向于佛性的完成。

    法师遇事不乱,心中颇有正见,这也是他之所以成为一代高僧的缘由。全国解放前夕,上海人心惶惶,居住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教友和弟子,有许多来函来电并买好飞机票,催促法师到南洋安度余生。法师均以“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来作为复信,婉言谢绝。

    圆瑛法师一生为法对人,堪为楷模。他自己参佛悟道,并将自己的心得谆谆教于他人。一次,有人想皈依他为师,他和蔼地寻问对方为什么出家,对方回答说:“感到人生很苦,也觉得佛门清净安乐”,愿出家成为象法师那样有道德,有学问,讲经说法,教化余生的法师。圆瑛法师听后严肃地说:“出家学做法师,不是最大志愿,必须发起‘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的大菩提心,才是最大的志愿。”圆瑛法师正是循着这种认识精进前行的,他自行化化,利乐在情。他知道小寺生活清苦,经常寄钱资助僧众道粮,还给自己的弟子寄零用钱和衣服。全国各寺庙里的当家知事,一般的僧众,寺庙的公事,还有其他人遭遇困难,只要求助于法师,他都会尽为相助。每逢圆明讲堂举办法会,一些不务正业的氓流僧也来混饭吃。法师对他们也给予照顾,先叫人给他们好的斋饭吃,然后每人一个红包,又严肃地接诲一番,使其欢喜而去。1952年,法师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乎洋区域和平会议之后,回到上海圆明讲堂,举办了四十九天的和平法会,收入的香金达亿元(旧币)以上。除了一些开支外,法师将其余的全部供给各地大小寺庙,资助僧众生活。法师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平等利人的菩萨精神,为佛教徒和世人所崇敬、赞叹!

    法师精进勇猛,辛勤劳作,积劳成疾。1953年,他身体每况愈下,在病中,法师神情一如往常一样安定。曾对明旸等人说:“我今病势严重,恐难痊愈……身心尚感安乐,无挂无碍,出家人置生死于度外,以疾病为助缘,余号‘三求堂主人',平生以求福、求慧、求生净土为宗旨。现在福慧已求,最后只有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在1953年的夏天,法师辗转于病榻之际,弟子明哲护侍。在一个万籁俱寂的深夜,他恭敬地前问:“如何行使佛子的使命?”法师慈目微笑,略一沉思,即说:“发菩提心,严持净戒,弘宗演教,利乐人天。”稍停片刻后,又说:“为法为人为证菩提,爱国爱教爱护和平。”是年的七月中旬,法师自知尘缘将尽,决意归老于宁波天童寺,于是束装就道,前往宁波。到宁波一个月后,即9月19日 ,这一天,法师精神极好,毫无异状,叫明旸将他的衣裤鞋袜取来,为他更衣,然后扶他到庭前,打坐有一个小时。该夜11点,诸师和信徒们都集到法师前一心念佛,法师的嘴唇也微动,默念佛号。11时15分,法师用慈眼向左右环视,作告别示意后,闭目正卧,在大众的念佛声中,安然逝世。

    法师一生确实做到了他自我要求的那样,始终把弘法做人,利民护国,饶益有情看作成佛之甚,众善之首。他的这种大德永远启迪着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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