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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

(勇猛精进 重振佛学)

 

    在无边的佛法中,人间佛教是最根本最精要的,究竟彻底而又最适应现代机宜的。认定了佛在人间,那么佛说法也在人间, 佛法即是佛在人间的教化。在近代佛教界中,太虚法师是力倡人间佛教的佛学家之一。他提出“ 佛陀出世间不离世间觉”,即, 佛教的产生是在人间,就大乘佛教的观点讲,是要行菩萨行,做到自利利人,解除众生的苦难,使人获得安乐。太虚法师是言者,是行者。尽管世间对他有种种误解,然太虚法师能始终如一地循着自己对佛法的认识,不遗余力,勇猛精进,教化世间。

    太虚法师,生于1889年,出身于贫寒家庭,5岁丧父,6岁丧母,幼年又多病,由外祖母抚养成人。外祖母笃信佛教,他9岁即随外祖母朝过安徽的九华山,13岁朝浙江的普陀山,受到外祖母信佛的影响,信仰了佛教。15岁在海宁县长安镇一家百货商店做学徒,因不愿为店主做家庭琐事,遂萌发出世之念。16岁在苏州的平望山小九华拜士达和尚为师,剃度出家。不久,由士达和尚带到宁波天童寺,依敬安和尚受具足戒,因太虚聪慧过人,深受戒师寄禅和尚的赏识,并得到他的培养。后来随敬安参加了江苏僧伽教育会,来到金陵刻经处祗洹精舍,跟随扬仁山居士等学习佛学。原来生活在深山古寺,自此开始从事佛教运动。

    大师的一切行为都发自他对佛法的认识,他认为适应现代化的佛法,当以人类为中心,建立契合时机之佛学,普度一切有情,变过去神本鬼本之佛教为人本之佛教。而人生佛教的第一要义在于解决现代社会人生问题;第二要义则应摆脱注重个人解脱的小乘佛教,适应现代社会的群体,悲智双运,大智大悲开展群众运动为中心;佛法的第三要义当以圆渐的大乘佛教为中心。此后,在此思想基础上,太虚法师的一生行动皆以此为中心展开,积极从事佛教改革。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法师凭藉和国民党的关系,在镇江金山寺组织佛教协进会,着手改革佛教。在召开大会时,法师任主席,提出“人间佛教,走上社会”的思想观点,受到其他法师和一些青年僧人的支持。后太虚法师以金山江天禅寺为基点,搞起改革,演出三进三出,大闹金山的故事。法师首先将庙里房子贴上了大礼堂、接待室、办公室、教室、食堂……等纸条,将大雄宝殿、禅堂、斋堂等佛教名词全改为现代社会名词。其他法师坚决反对,他们向镇江市其他寺庙呼吁,在市里各寺庙的支持下,向太虚和仁山法师一班人马展开围攻。当时,太虚法师不在,仁山法师差点被打死,幸而逃脱了。太虚和仁山法师跑到江苏省政府告状,从镇江市里领来一批人把领头闹事的青权和霜亭两位老和尚抓起来,关在监狱里。庙里没人管理乱得一团糟。监院荫屏回来后,冒雨连夜赶到上海,在哈同花园找到了镇金山寺老方丈宗仰大和尚,投跪不起。此事经革命军总司令黄兴干预,才告平息。太虚法师的改革由于时机不成熟,刚刚拉开一个序幕便告失败了。

    “大闹金山”事件之后,1921年,太虚法师主持杭州净慈寺,当他应邀北上参加“辛酉讲经会”之际,浙江省的一些旧派人物,怂恿省长下令撤销法师的净兹寺住持职位。法师在北京获悉后,上诉于平政院。后来法师回杭,大总统徐世昌颁赠了“南屏正觉”匾额一方;同时“辛酉讲经会”又公推倪德薰、康有为等知名人士陪送大师回净慈寺。这样一来,撤销住持职位一事就烟消云散,不了而了。太虚法师锐意改革,不管方法和结果如何,其情可叹,其行可敬。由于他一贯地本于纯洁无疵的净信,故能在外界的谣传与诋毁面前,内心始终清净。

    为了实现自己的正见,达到体认真理,法师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八指头陀的追悼会上,法师提出了佛教宜三种革命说,力主除旧布新,引起了上海佛教界的激烈争辩。其内容为:第一,组织革命,即制度革命。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内部建立宗派制度,成立子孙制,产生了很多不良后果。法师提出废除剃度制度和传法制度,主张创办佛教大学,从学僧中选拔品学兼优的人才,主持寺庙。第二,财产革命,即经济革命。提出废除财产寺庙所有制,主张寺庙财产为佛教公有,用来兴办教育,培育僧才和从事社会慈善事业。第三,教理革命,即思想革命。提出剔除佛教思想中之神教、鬼教、巫教等迷信成份,主张建立人生佛教,并作出“如果发愿成佛,先须立志做人”,“人成即佛成,完成在人格”的著名论断。大师的三种革命之说,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全面改革方案。后法师又作《敢问佛学丛报》一文回答《佛学丛报》主编薄一乘的反对文章,谓三种革命说,是指思想、制度、经济并重,完全能握住佛教革新的全部问题,绝不是薄一乘之辈可能理解的。此后,大师力抗阴力,依旧不断为改革佛教而努力。

    1915年,太虚法师发表了《整理僧伽制度论》,言我国佛教到了近代,依然承袭丛林古制。僧众热衷于赶经忏,超度亡灵,品质低劣,思想僵化。那些护法的居士们,除了造庙修塔,求感应,祈保佑之外,无任何作为。这样老态龙钟的佛教,不能立足于现代社会!法师痛感在现代社会下,若依然因循旧的佛制,佛教事业是不能得到广事弘扬的。有鉴于此,他奔走呼号,提倡革新、主张政教分立,建立由僧伽统一的僧团,此文后被译成日文出版。

    1921年,太虚法师在《僧自治说》一文中说:“佛之因行以敬三宝报四恩为本,应随时代之不同而有差别。在自由的社会里,应从事农矿,农工、医药、教育、艺术为成佛之因行。在和平的全民主义下,则加为警察、律师、官吏、议员、商贾等。”他认为从事社会职业,利益人群,造福社会,才是成佛的因行。法师的佛法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人生佛教的要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仁义代替残杀,以义利代替偷盗,以礼节代替淫邪,以诚信代替欺骗,以节制饮食代替酗酒暴食,做一个人格圆满的人。推而广之,国与国之关系,以和平友好代替战争仇恨。这样,世间人人都是佛,处处都是佛国。从佛教制度上,他认为佛教徒首先是一个公民,公民的义务和责任,是建设国家,保卫国家,只有尽了公民的责任,才能谈得上酬报佛恩,福利社会,以佛教徒的三皈、五戒、十善来要求自己的言行。佛教徒不能把信仰当成职业,赖此谋一身一家之生活。信仰是个人的私事,每个宗教徒必须有一个正当的社会职业。

    1927年,他发表《僧制今论》,主张健全佛教组织,提高僧侣和信众的德学,积极从事社会文化事业、福利事业。

    1930年,太虚法师提出“建僧大纲”。主张全国寺庙不分宗派,建立统一的学僧制、职僧制和法僧等三级僧制。他计划用12年时间,大量培养大学本科生和佛学专家等佛教高级知识分子,培养约25000名寺庙高级管理人才,对那些丧失工作能力,年老多病的僧民,把他们集中到山林寺庙里去静养潜修,使老有所养。

    1940年,他在《复兴中国佛教应实践今菩萨行》一文中说:今菩萨行实行者,要养成高尚的道德和品格,精博优良的佛学和科学知识,参加社会各部门工作。如出家的可以参加文化界、教育界、慈善界等工作;在家的则政治界、军事界、实业界、金融界、劳动界,使国家社会民众,都得佛之利益。

    太虚法师正是基于这种对佛法的正信,孜孜不倦,力倡佛教之改,其目的就是为了使佛教能适应现代社会,获得新的生命力。为此,太虚法师积极筹办佛学院。先后创办了武昌佛学院、北平柏林佛学院、汉藏教理学院、巴利文三藏学院等。太虚法师创办汉藏教理学院有两个良好的愿望,一是与藏族地区的广大藏胞团结合作,交流汉藏地区所传佛教教理,欢迎西藏的“格西“到学院教藏文,讲西藏佛教。二是帮助有志去西藏求学的学生,前往康藏深造。第一个赴藏求法团,就是法师的学生大勇率领的。这个求法团的成员,多是武昌佛学院的高才僧,如已故的法尊、严定、段克兴等,以及现在还健在的观空。他们对翻译、教学、科研、著述等都曾做出贡献。

    法师不仅致力于改革佛教,筹办佛学院,培育僧才,还乘周游各地的机会,讲经说法,弘扬佛学。在台湾宣讲《真常之人生》、《佛法两大要素》;在苏州象坊桥观音寺讲《维摩诘经》、《大乘起信论》;在南京讲《普门品》;在杭州讲《唯识二十论》、《华严经》;在北京讲《法华经》、《因明论》、《金刚经》、《阿弥陀经》;在庐山开暑期讲演会;又发起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邀请日、德、美、芬兰等国佛学家前来参加这个盛会。他还于1925年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在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1926年遍访南洋各地。1927年被德国朗福特大学中国学院聘为院董。1928年秋赴英、法、德、荷、比、美等国宣讲佛学;应法国学者建议,在巴黎筹组世界佛学苑。

    太虚法师在国家罹难之时,决不是袖手旁观,而是以自己仅有的力量,以自己所能做到的来教化众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战争烈火横烧亚、非、美各国,世界动荡不安,国内也处于列强入侵、军阀混战、灾害濒繁的局面。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思想混乱,精神空虚。这个时候,法师认为唯有大乘佛教精神,才能担负起改造世界、挽救中国的历史使命。1918年秋,大师在沪与章太炎、王一亭、刘仁航、蒋作宾等人创立觉社,发起佛化觉世运动,主编《觉社丛刊》,出版《觉社丛书》,希望以佛陀无上正等正觉之教,平等流入人类心中;以六度、十善的菩萨行愿,创造人间净土,拨一代之乱,图永世和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大师立即发表告台湾、朝鲜、日本4000万佛教徒书,号召秉承佛训,反对日本军阀侵略战争。

    1932年3月18日 ,大师痛心于中日民族之相互残杀,发表《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大意是说:“战则必致两败,和则相得助益。”

    1933年5月,法师于上海永生无线电台,播讲《佛教与护国》。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海关,入侵热河之际,大师又电全国各省市佛教会,组织“青年佛教徒护国团”,号召团员从军抗日,从事募捐,参加医疗救护队、慰问队、运输队、宣传队等方面的活动。

    1939年,法师在国际反侵略协会欢送会中,提出武力防御与文化进攻之说。他到重庆后,曾率国际佛教代表团前往缅甸、印度、锡兰、新加坡等地访问,争取国际佛教徒对我国抗战的同情,还发动各地华侨捐款支援抗战。

    1943年,面对着中华民族深受凌辱、国家濒临沦亡的战乱局面,为拯救和平,团结抗日,大师积极支持基督将军冯玉祥等人发起的各宗教界团结统一的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太虚法师被推选为常务理事。他与其他同道一起协助冯将军积极组织抗日力量,不断掀起抗日热潮。在重庆遭受侵略者大轰炸时,又建立佛教徒僧侣救护队,参加当地救护工作,受到了社会赞扬。

    太虚法师的一系列活动均出于他对于佛法真谛的领解。他深明国与家、与佛法的关系,故能于大敌当前,奋然挺身,救助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以真正的佛陀正觉来救助世间的苦难。

    太虚法师舍命佛教,为了维持寺庙合法权益,曾不顾一切据理力争。1943年11月,内政部颁布8月间修正之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内定县市政府主组委员会征收兴办,致各地佛教陷于纷乱。法师通电反对,并愤而致书蒋介石,舍命力争。文中有“振兴僧寺发扬佛教,以利益国家民族及世界人类,为太虚第一生命……则太虚当在佛教徒立场上,倍加努力,赞襄复兴中国民族之盛业;不然,则不能坐视寺僧被摧残,佛教危之,而再敟颜苟活于斯世也!”书至,蒋介石乃令内政部取消该办法,佛教得以保存。

    抗日战争时期,成都大喇嘛寺被中央军校占用多年不肯迁让。能海法师偕同该寺住持80多岁的老喇嘛来到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太虚法师致函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戴接到信后,当即专电中央军校。中央军校将占寺房立即全部让出。

    1945年3月,湖南省衡阳市佛教寺庙财产被当地政府提拨,太虚法师由重庆飞往衡阳,与当地政府首脑会商后,顺利得到解决。

    1947年农历二三月间,太虚法师接上海玉佛寺震华法师圆寂噩耗,亲自赴沪为震师起龛举火;继而又遭《觉群》编辑福善法师逝世之痛。法师悲悯人生,内心极度震悼,竟突患脑益血,圆寂于上海玉佛寺,仅享年58岁。

    纵观大师的一生,他的着眼点始终是人类,他的佛法的精神也始终是人间佛法。他感于众生有情的苦难而不忍,积极予以救助,认为这才是佛门弟子真正的大慈大悲救难。他的一生不为名,不为利,总是为人类,为佛教事业而奔波。或为了佛教利益出入于政界,或深入寺庙进行组织、实践、演说。他这样辛勤往来于社会,自然招来了一部分人的诽议。有人说他是风头和尚,有人说他是政治和尚。画家丰子恺听到别人对他的议论亲自去访问他,一见之后,证明了外界的传说都是误解,称他为“正信、慈悲、而又勇猛精进的、真正的和尚”。 鲁迅先生说,太虚平易近人,思想通泰。厦门大学孙伏园教授曾说,许多人说太虚是政治和尚,我说他是一个“近代和尚”。太虚法师虽享盛名,但绝无大和尚的架子,与之相处,如沐春风,和蔼可亲。他对生活随遇而安,从不计较,经济上更不在心。太虚法师的立足点始终是做人,他的“人成即佛成,完成在人格”的论断尤其发人深思。佛的觉悟是立足于做人之上的,人尚且做不好,何谈成佛!所以,他对佛法的理解都注入对世间众生的一言一行中。他的一生,也体现在他为汉藏教理学院写的院训“澹宁明敏”所启示的精神中。他自己生活俭朴,但却乐于助人,而且一旦对事情形成自己的见解,便坚定不移,全力推行,排除一切干扰,真正做到了敏于行。他虽然逝世多年,但他对人生的影响启迪,却光照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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