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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慈

(一钵千家饭 孤身万里游)

 

    出家为僧之人,不是有前世的宿缘,就是自性中有那么一点善根,于是,在世俗的生活遇一偶然因素,便引发开来,从此皈依佛门,寻求正果。应慈法师就是如此,他生于 1837 年, 俗姓余,名铎,号振卿,法号显亲,晚年别署拈花老人。祖籍安徽歙县,其父是新安江上游的一个盐商家庭,家中资财富有,其父在应慈幼年时就病故了,他的母亲,在妊娠期间曾梦见僧名引磐,尔后生下了法师。

    因为其母笃信佛道,每天念诵《金刚》、《弥陀》、《大悲》等咒语时,法师听到就心生喜欢,暗暗诵记于心。12岁时就随母亲一起吃素。母亲见幼年的应慈天资聪颖,读书颇为上进,就希望他走上士途之路。法师不辜负母亲的期望,真的考上了秀才。当时正值国家内忧外患,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腐败无能,目睹国家日益衰败,法师无意于仕途。母亲希望他早日成家立业,就为他婚配,以为他至少得守住父亲留下的那笔产业。谁知婚后不久,其妻就亡故了。母亲又为他续妻,不久亦亡。于是邻人和亲友私下都说他是“和尚命”。法师听到这些话以后,不由得生出对于世俗人生虚幻无常的感念,觉得如果再娶,岂不等于自己手刃他人,杀生害命。念及这一层,应慈法师实在于心不忍,遂发出家修行之念。

    1898年,他毅然辞家去南海朝礼普陀山,发誓在佛门净土守住自己。恰好在途中遇见南京三圣庵的明性禅师。应慈力请明性禅师收自己为弟子,明性听他讲出自己的身世,唯恐他富家弟子难耐佛门的清苦,难行梵行,于是就提出条件,先考验他三年,观其心志,应慈既然主意已定,就一口应诺。这样,明性才把他带回南京的庵中。此后,应慈一改在俗时形成的生活习惯,布衣粗食,不辞劳苦,如是三载,明性观其行,以为孺子可教,就为他剃度出家。

    1900年,应慈乞戒于寄禅和尚座下,后又随镇江金山寺的大定和尚习禅。1901年至1902年秋朝礼天竺云栖寺,在西湖的灵隐寺、昭庆寺卓锡两年。1903年秋,他奉师父之命到常州的开宁寺参谒冶开禅师。一天,他进入禅堂答冶开法师的话头,冶开问:“念佛是谁?”答曰:“无是谁,无非谁!”由此得到冶开法师的器重,并于1904年与明镜、月霞、惟宽一起被冶开法师引为入室弟子,受记为临济宗第42世。其后,又随月霞法师参研《华严》奥义,历12寒暑。1917年,月霞法师圆寂,他遵受师之遗嘱“力弘华严,不作方丈”,始终以弘扬华严为己任,讲经传戒,参禅说教,发扬了华严精义之大德。

    佛法要教化一切有情,莫不先端正自己,用自己的“诚”与“正”来降服他人。一次,有一位老居士听信别人的传言,竟闯入他的房中,打了他一巴掌。当时应慈法师正在读经,这突兀而来的一巴掌,把他戴的帽子都打了下来,他看清了来者是谁后,弯腰从地上拾起帽子,戴好了,继续看他的经书,这反而使该居士尴尬无比,无法下场。过了一段时间,等事情弄清楚了,这位居士又登门谢罪,请求忏悔。应慈法师宽宏大量,笑着说:“不知不罪,知错认罪,难能可贵。”

    应慈法师曾经富贵,又考取过秀才。然一旦入佛,却早把权利、地位、金钱视作浮云流水,身外之物。世间苦,做人亦苦,离弃红尘的羁绊归于佛门,依然无法弃离与回避做人。成佛也正是从做人始的。佛教的教育不只是教人们去如何了生脱死,列是教人去如何包容人,以不生计较之心,看轻自己的,故应慈法师能面对居士的侮辱不惊不怒,从容处之,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高人之处。法师一生高风亮节,于名于利也极为洒脱。

    他一生不贪图名利,也不巴结权贵,惟以自己的苦心修行来证得菩提。所以,法师在社会中立身严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宁愿终身入忧苦,不将佛法作人情。”他所关心的是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安乐,伤心国家之不治,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他说:“吾不禁为人道忧,更不禁为国家忧。”应慈法师深知众生很苦,所以,自己的生活非常俭补,要求僧众发扬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优良传统,痛斥不上求下化,不策励修持的享受派,提倡勤俭节约。他终年穿的是粗布衣服,吃得是普通蔬菜。法师注重戒律,也有一个规矩,吃饭时不准讲话。一次,他与弟子一起吃饭,弟子们你言我语,讲个不停,应慈法师一言不发、默默站起来,提笔写了一首诗,批评吃饭时讲家常话的不良习惯。自此以后,弟子们吃饭再也不讲家常话了。

    法师平时待人随和,但严守佛礼,依教奉行,毫不苟且,风骨嶙峋。民国元年,他和月霞法师经人介绍在上海的哈同华严创办华严大学。在这里,他除讲授佛学外,每日还坚持修习禅定。后来,园主人罗迦陵要法师们于每月农历初一、十五日给主人做礼拜。应慈法师与月霞法师坚持出家人不应向在家人礼拜的原则,愤然离开上海,到杭州继续办学。

    法师在出家前,因曾修儒学,所以对此有较深的根基。出家后在讲经说法之时,常融儒入佛,要求学佛人先做一个正人君子,然后才能学好佛,所以学佛不在学佛,而在于做人。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自己的究竟与根本,于迷情无明的人生中走向正觉的自由、解脱的人生。他认为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仁、 义、礼、智、信的精神有相似之处。他认为佛法主张的佛法不离世间,巧把尘劳作佛事的思想,可以理解为做人要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他主张修行人要去掉一切物情,觉破一切迷惑,离念除妄,惟此才能不动心,不动才能定,定而生慧,才能觉己觉人。这才是学佛之道。他坚持佛法救助世间,首先在于救助人心的道理,他用圆融的智慧,以他对儒佛的参学合为一体,来浸润众生的性灵,使这些觉情迷苦的人获得一种精神的救助,支撑自己忍这世间之苦。所以,尽管当时时局多变,海内兵氛鼎沸,风鹤频惊,而法师仍能克服种种困难,坚持讲经说法,阐扬大乘,以增加人们在这内外交困的世间活下来的勇气和信心,拥有一颗坚强的灵魂,来直面人生。他在80岁时,犹以讲经弘法为事,有人劝他多加休息,他说:“八十老翁,日薄崦嵫,余光垂微,不以说法利生,供养尘刹,复何图耶?”一番话便可感法师 “老骥伏枥”之心。亦可感法师从多年参研佛理中得出了佛法的真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法师,1957年,他86岁高龄时,仍在上海玉佛寺开讲《华严》全部,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弘扬《华严》教法。

    这种在学佛中求得的对待人生的态度,一直是应慈法师处世的根本。所以法师在有生之年,常行精进。除弘法以外,法师还开办僧学,培养人才。 1911 年,法师在上海哈同开办华严大学之时,就造就了不少如持松、常惺、戒尘、慈舟等高材生。1917年,又与月霞共同发起,在常熟兴福寺创建华严讲堂。1925年,在常州清凉寺开办清凉学院,培育华严预科学僧。1928年,在上海辛家花园兴建华严七处九会大殿,成立清凉学院,续办华严正科。后又在常州永庆寺、无锡龙华庵继续宣讲80卷本的《华严经》。 1939年,在上海建立华严速成师范学院。1948年,在南京建立华严法会,讲授华严《探玄记》。法师一生抱着“绍隆佛种,为法忘躯”的志愿,弘法的足迹遍于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河北等省市。除宣扬《华严》教义外,还多次讲演过《般若》、《楞枷》、《楞严》等。法师洁身自好,从不轻作授徒传戒之事。法师一生曾于1931年、1933年、1935年、1940年在安徽芜湖、福州鼓山、浙江天童、江苏无锡等地寺院参与开坛传戒,传佛心要,继佛慧命。

    法师对于佛法的弘扬,除了讲经说法外,还致力于刊印经籍,传佛心印。法师先是襄助常州天宁寺冶开禅师创办毗陵刻经处。该处所刊印经书的卷数,几乎与金陵刻经处相等,还为扬州众香庵校刊很多经典。1933年,在上海得《普贤行愿品疏》,就筹化资金,重刻经文。这年,又出版《华严经》。1942年,在常熟虞山兴福寺刊印《妄尽还源观疏钞补解会本》。1943年,在上海印行华严初祖杜顺和尚的《法界观门》。1944年,法师任《华严疏钞》编印会理事长。《华严疏钞》由于年代久远,在宋、明两代屡经离合,不免有出入。为恢复该书的本来面目,法师不畏事巨时艰,辗转迁延十余载,终于使淹没1000多年的 《华严疏钞》得见复刊流通,在1945年出版了《贤道探玄记》及《地藏三经》。1948年,又命校勘《清凉行愿品疏》。1952年,法师听说扬州大、小品《般若波罗密经》,十年前毁于外祸,在他的努力推动下,重刊大小品《般若》,使之流通于世。

    法师之于佛法,是正信的佛法,所以从不说感应,不说神通,唯心戒佛。法师平生不谈说诡异神奇,也从不吹嘘自己看何神异经验,他坚信自己的内心,所以对万事万物都有正知正见,无论面对何种情形,都能镇定超然。抗战时期;南京、上海的敌伪曾多次请法师出面主持法会,都遭到法师的断然拒绝。1943年,我国僧侣抗战工作史《奋迅集》一书再版时,请法师作序,敌伪虽一再阻挠恫吓。法师依然欣然命笔,毫无惧色。他在序中阐述了国家之安危与个人修行的关系,“当国家清平之时,自应隐逸德修,一旦有事,仍当作狮子奋迅以赴……”这是何等深彻的洞儿,是法师深明大义的表征。解放前夕,有次法师在新生电台讲经,谈到有些人听到诬蔑共产党的谣言恐惧万分。他说:“ 毛泽东先生也是中国人,他又不是三头六臂,有什么可怕呢?”谣言是非止于智者。正因为有正知有正见,才能对事物有正确的领悟与理解,保持智者的冷静与洞明。临解放前夕,有些海外徒众邀他出国,安度晚年。应慈法师对此一一婉谢。他说:“投身异国,本非所愿,且弘法利生大业为终身之志,岂能图一己之利而不顾?”

    法师一生解行并进,宗说兼通,讲经传戒,参禅说教,兴办佛教学院,刊印径典注疏,把精力都倾注在一点一滴的利生护法的事业上,他真正看淡了浮名,坚持不作方丈,以免为事物纠缠,故身无长物,一生过着“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的云水生涯。而对于著书立说,亦认为古往今来,佛注论疏早已是汗牛充栋。当务之急是精研佛理,依教奉行,足够应用。以此可见,应慈法师既不注重玄谈佛经奥义,也不忙于著书立说,他是将自己的所信所修弘化在他的行动中,以自己的言行去教化众生、救心、救身、救世。

    1956年,应慈法师圆寂,世寿93岁,僧腊63载。归葬于庐山冶开祖塔墓之侧。他一生实践佛陀的“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的宗旨,硕德高行,体现了在自己的诗中表述的姿态与境界。正信、洒脱,不为外务所累,春风怡然。

        策杖离京去,西湖野外家。

        跏趺遍地坐,行脚走天涯。

        有缚终须解,无缘路亦赊。

        寒冬花坞里,相伴卧烟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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