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雨香云

印顺大师 著

 

一、平凡的一生 (据增订本)

一、一生难忘是因缘

   我今年六十六岁,出家也已经四十二年了。在这不太短的岁月中,总该有些 值得回忆的吧!平凡的自己,过着平淡的生活。回忆起来,如白云消失在遥远的 虚空一般,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呢!我的一生,无关于国家大事,也不曾因我而使 佛教兴衰。我不能救人,也不能杀人。平凡的一生,没有多釆多姿的生活,也没 有可歌可泣的事迹。平凡的一生,平淡到等于一片空白,有什么可说可写的呢!
   静静的回忆自己,观察自己──这是四十八岁以后的事了。自己如水面的一 片落叶,向前流去,流去。忽而停滞,又忽而团团转。有时激起了浪花,为浪花 所掩盖,而又平静了,还是那样的流去。为什么会这样?不但落叶不明白,落叶那样的自己也不太明白。只觉得──有些是当时发觉,有些是事后发现,自己的 一切,都在无限复杂的因缘中推移。因缘,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不可思议!有 些特殊因缘,一直到现在,还只能说因缘不可思议。
   人生,只是因缘──前后延续,自他关涉中的个性生活的表现,因缘决定了 一切。因缘有被动性、主动性。被动性的是机缘,是巧合,是难可思议的奇迹。 主动性的是把握、是促发、是开创。在对人对事的关系中,我是顺应因缘的,等 因缘来凑泊,顺因缘而流变。如以儒者的观点来说,近于「居易而待时」的态度 。但过分的顺应,有时也会为自己带来了困扰。在我一生中,似乎主动的想这想 那,是没有一样成功的。就如台北的慧日讲堂,建成了也只增添些不必要的干扰 。我这样的顺应因缘,也许是弱者的处世态度,也许是个性的适合,也应该是夙 生因缘,引上了出家学佛之路(学佛是不一定要出家的,出家要个性适合于那样 的生活方式才得)。从一生的延续来看自己,来看因缘的错杂,一切是非、得失 、恩怨,都失去了光彩而归于平淡。
   我是眼高手低的,所以不自觉的舍短用长。十三、四岁开始,就倾向于丹经 、术数、道书、新旧约,而到达佛法。对佛法的真义来说,我不是顺应的,是自 发的去寻求、去了解、去发见、去贯通,化为自己不可分的部分。我在这方面的 主动性,也许比那些权力!6狅赫者的努力,并不逊色。但我这里,没有权力的争夺 ,没有贪染,也没有瞋恨,而有的只是法喜无量。随自己夙缘所可能的,尽着所 能尽的努力。
   「一生难忘是因缘」,我不妨片段的写出些还留存在回忆中的因缘。因缘虽 早已过去,如空中鸟迹,而在世俗谛中,到底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不可思议!

二、出家难

   民国十四年(二十岁),我读到『庄子』的冯梦祯序文:「然则庄文郭注, 其佛法之先驱耶」,而引起了探索佛法的兴趣。对于佛法,我没有师友的引导, 只是自己在暗中摸索。
   十七年清明后四日,慈母不幸在不到四天的卒病中去世,引起我内心极大的 震动,不知所措的悲伤。九月(附注;本文的年月,都是农历)里,住在同一祖 宅的叔祖父死了。十八年五月初,父亲又在病了两个多月,终日安祥地睡眠中去 世(极可能是肺癌)。一年多来,一直在求医求药,办理丧事,似乎人生只是为 此而忙碌。内心的沉闷抑郁,在近年来佛法的熏习下,引发我出家的决心。
   「出家难」,对我来说,不是难在出家的清苦生活,而是难在到那里去出家 。我一直生活在五十几华里的小天地里。在这一区域内,没有庄严的寺院,没有 著名的法师。有的是香火道场,有的是经忏应赴。我从经论得来的有限知识,不 相信佛法就是这样的,我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出家。而且,离家过近,也会受到 家族的干扰。我在书本上,知道些名山古剎的名字,但并不知小天地外的佛教情 况。我是内向的人,不会找机会,主动的与人谈话,扯关系。所以没有熟人,是 不敢冒昧外出的。在我的想象中,一个外来的年轻人,没有介绍,有谁会留他出 家呢!如何实现我的出家目的,实在是太难了!
   因缘终于来了!十九年(廿五岁)五月,报上刊出大幅广告──「北平菩提 学院招生」。主办者大愚法师;筹备处是「北平东四马大人胡同齐宅」。秋季开 学,远道的可以通信考试。资格是男性;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僧俗兼收。 这一消息,如昏夜明灯,照亮了我要走的前途。我想,在三年修学中,总会熟识 几位出家同学,介绍到那里去出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就这样满有自信的, 决定进行出家的计划。
   试题是「佛法以离苦得乐为目的论」。得到的覆信是:「考试及格,准予入 学」。但又附带说:「开学时间,另行通知」。到了六月,我天天看报,天天等 待开学的通知,而开学的消息,却始终没有。我越等越不耐烦,越是急于修学佛 法了。当时的天真想法,横竖要开学,迟几天也没关系,不如到北平再说。我就 在闰六月二十九日的早上,踏上了离家(浙江省海宁县)出家,充满光明远景, 而其实完全不知前途如何的旅程。
   到了上海,等轮船到天津,再搭火车到北平。那时,正是召开扩大会议,中央空炸怀仁堂的时节。我到「齐宅」去探问,回答是:「筹备还没有就绪。开学 没有确定期间,远道的应等通知再来」。这一下,我可有点惶惑了。在卧佛寺( 也许是卧龙寺)佛经流通处,选购了几册佛书。谈起菩提学院,这才知道学院是 告吹了。一向被军政名流崇仰的大愚法师,在阎冯战争的逆转中,失去了信任与 支持(大愚法师从此就无声无息的被人遗忘了)。这一次战争的胜负,与我无关 ,而我寄于无限(出家的)希望的菩提学院,却被弄得无影无踪。我该怎么办呢 ?办法是没有的,北平是那样的人地生疏,连一个熟人也没有。不曾出过远门的 我,对于北平方言,听来异常别扭,连「前门外」都不能顺利的听憧。这里是不 能住下去的,回到南方再说。这样,又坐火车,搭轮船,回到了最近来过的上海 。
   上海是那样繁忙,那样尽情欢乐的都市。而我在上海的旅馆里,除了对经书 出神而外,却没有事可做,没有地方可去,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呆住了几天, 想起宁波的天童寺,于是又搭轮船到了宁波。问起天童寺,才知道人力车是不能到达的。先要搭小船,还要步行两小时。天童寺交通不便,我的希望又动摇了, 消失了。无事可做,无地可去,无话可说,又在旅馆里呆了几天。呆着不是办法 ,但没有一个熟人,没有勇气向人诉说要出家的我,有什么办法呢!忽然想起, 南海普陀山离宁波不远,不如去普陀山礼佛敬香。这样,我又到了普陀山。
   我住在普陀前山的锡麟堂。我以香客的身分,坐了兜子,前山后山的去逢佛 敬香。普陀山寺庙多、和尚多、香客多,而我还是那样的孤独,心里一片茫然。 第三天下午,我在客房前的廊下看书,一位青年香客,见我所看的是佛书,就自 我介绍:南通白蒲人,姓王,他这次是来普陀山出家的。我听了,几乎失声的叫 起来。我说:「同道,同道──王先生!我也是想要出家的呀」──这是我离家 以来,第一次向人吐露了内心的秘密。这样的志同道合,片刻间成为知己,成为 茫茫人世的良伴,商量着到那里去出家──找一个理想的地方。王君随身带来的 ,有一本『普陀山指南』。仔细检阅,从大寺到小庙,从小庙到茅蓬,发见在「般若精舍」下,写着「藏书极富,主持者有道行」几个字。当下商量决定,第二 天上午,专诚去般若精舍拜访。
   般若精舍是属于普慧庵的一个茅蓬。我们到了目的地,见房屋不大,双门紧 闭。好久,才有一位(只有这一位)严肃而安详的老和尚出来开门。听说我们想 研究佛法,就为我们略说佛法大意。我们说:锡麟堂香客往来太多,我们想找一 处僻静的所在,安住几个月,对佛法作初步的参研。他向西南角一指说:「有, 离这里不过一里路,有个俗名天后宫的福泉庵。当家是褔建人,香客也都是褔建 人,一年不过三、四次,平时非常的安静。我也不用介绍,你们说般若精舍老法 师指导来的就得了」。我们向他谢别,就向褔泉庵来。出来招呼我们的,是一位 叫宗湛的知客师。我们说明来意,他就去征求当家的意思。当家的来了,是一位 白发白须的老和尚。当家的只是点点头,说了两三句我不能完全明白的话(原来 是带有闽南语韵味的宁波话),大意是好的,好的。这样,我们下午就移到褔泉 庵来。我与王君同住(楼上)一室,在宗湛的隔壁。
   第二天傍晚,王君──其实是姜君的哥哥,追踪而来。说好说歹,姜君跟他的哥哥回家去了,又只剩了我一个人。我与宗湛还谈得来,见我认真地在阅读经 论,就为我介绍。十月十一日,我就在福泉庵剃落出家,法名印顺,号盛正。那 位白发白须的当家,就是我的恩师上清下念老和尚。般若精舍的那位老和尚,原 来是虚大师的戒兄,被虚大师称誉为「平生第一益友」的昱山上人。我的出家, 曾经得到他的指示,所以出家后,顺从普陀山的习俗,礼昱公为义师父。
   很多人问我:你怎么会跟一位(语言不通的)福建老和尚出家?我自己也说 不出来。我想要出家,而会从福泉庵念公出家,这不但意想不到,梦也不会梦到 的。然而,我真的从念公出家了。回忆我离家出家的因缘,空登大幅广告的菩提 学院,空跑普陀山一趟的南通姜君,姜君带来的那本『普陀山指南』,都是使我 在福泉庵出家的主要因缘。因缘是那样的离奇,难以想象!无意中得到昱公的指 导,我终于在普陀福泉庵,跟一位福建老和尚出家,又始终受到先师的慈荫,这 不能不说是夙生的缘分。

三、普陀·厦门·武昌

   十九年(二十五岁)十月底,与师兄盛明,到天童寺去受戒,戒和尚是上圆 下!4漒老法师。名山的庄严气氛,留下了深刻的回忆。在普陀过了旧年,得到先师 的同意与资助,我就于二十年(二十六岁)二月,到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 以下简称闽院)求法,插入甲班(二年级)。暑期考试还没有终了,我就病倒了 ,精神一直不能恢复。八月初,代院长大醒法师要我去鼓山涌泉佛学院教课「实 际是易地休养)。在鼓山,礼见了当代的名德──虚云与慈舟二老。我那时出家 不久,对丛林规制,佛门惯例,什么都不懂。冒冒失失的样子,现在想起来,还 有点觉得可笑。年底,我回到厦门过旧年。
   二十一年(二十七岁)上学期,大醒法师要我为甲班──我的同班同学讲课 。我有经不起人说好话的习性「问题是自己不会应付,不会说话,没有那股断然 拒绝的勇气),竟然答应下来。我是作为与同学们共同研究的;好在一向与人无争,又没有老师气派,同学们也就将就些听了。暑假中,我不慎的说了几句话, 大醒法师觉得我站在同学一边。我那时忽然警觉过来:我是发心出家求法而来的 ,听不到四个月的课,就在这里当法师,真是不知惭愧!这里,不可能达成我的 求法愿望,我应该自求充实。但我怎样离开闽院呢?在师长面前,我是拿不出不 顾一切的勇气,于是想了一个办法:我写信给普陀山福泉庵,要他们这样的写封 信来──你家里的人,来常住找你,吵吵闹闹,你赶快回来自己处理。我就凭这 封信去告假,大醒法师临别赠诗:「南普陀归北普陀,留君不住但云何!去时先 定来时约,莫使西风别恨多」。我就这样的走了。现在台湾的学长默如、戒德, 那时也在闽院授课,也许还记得有这么一回事。
   二十一年(二十七岁)夏天,我就住到佛顶山慧济寺的阅藏楼看藏经。这个 自修环境,虽然清苦些(就是找不到钱),为我出家以来所怀念为最理想的。好 处在常住上下,没有人尊敬你,也没有人轻视你,更不会来麻烦你。在这里足足 的住了一年半:为了阅览三论宗的章疏,在二十三年(二十九岁)正月,又到武昌佛学院(以下简称武院,那时名为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新年里,先与华清( 谛闲老的法子)法师去雪窦寺,我第一次礼见了虚大师。然后经上海到南京,访 晤在中国佛学会服务的灯霞同学,瞻仰了中山陵。我又去栖霞山,瞻礼三论宗的 古道场。在南京上船去武昌,意外的遇到了敏智、肇启(?)二位,从天宁寺来 ,也是要去武院的。我在武院半年,三论宗的章疏读完了,天气太热,我就回到 了佛顶山。
   六、七月间,虚大师附了常惺法师的来信,邀我再去厦门。那时,闽院已由 常惺法师任院长,人事有了变动。在当时的青年学僧心目中,常惺法师是一位被 崇仰的大德,我也就决定去一趟。住了半年,在二十四年(三十岁)正月,我就 与常惺法师的法子(南亭法师法弟)苇中法师,同船回上海。我再住佛顶山的阅 藏楼,直到二十五年(三十一岁)底,才以不可思议的因缘而离开了普陀。
   这里,我想叙述一则痛心的因缘。当我(二十四年)要离开闽院时,一位苏 北同学──圣华,搭衣持具来顶礼,说愿意亲近法师。我生于浙江,出家于浙江,所以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只告诉他:「我要回去看藏经,将来有缘共住吧」 !圣华是文质彬彬,谦和有礼的。后来,他也要来看藏经,我告诉他阅藏楼的一 切实际情形。并且说:慧济寺是子孙丛林,我虽是亲房,也等于客住。但他误会 了,来了。在他长养于苏北寺院的传统意识里,以为我久住佛顶山,将来会在佛 顶山做方丈的。他来亲近我,就有受记做方丈的希望。我发见了他的错觉,一再 的谈些佛顶山的历史,佛顶山的家风,但他着了迷一样的,怎么也不肯相信。二 十五年冬天,我离开了普陀,圣华似乎失去了世间的一切,不久就变得神经错乱 。圣华的本性,温和纯良,洁身自好,虽然能力薄弱些,但可以做一个好和尚。 在苏北佛教的环境中,如出家而不能受记、当家、做方丈,那是被轻视的,可耻 的,简直有见不得爹娘,见不得师长的苦衷。圣华就是被这种传统所害苦了的! 圣华的不幸,使我对于今日佛教的一角,有了新的认识,新的叹息!

四、谁使我离开了普陀

   为游览而出去游览,我平生只有过一次。只此一次,恰好免除了抗日期间, 陷身敌伪下的苦境,可说是不自觉的预先在安排避难。经过曲折而希奇,因缘是 不可思议的!
   民国二十五年(三十一岁)秋天,我在普陀佛顶山,完成了全藏的阅读,心 情顿觉轻松。偶而去客堂(颂莱同学在客堂任知客),才听说九月里,蒋委员长 (即今总统蒋公)五秩大寿。经国先生令堂毛太夫人,在天台山国清寺为委员长 祝寿。在山上普设千僧大斋,通告各方:结缘是每人海青料一段,银圆壹元。这 个消息,忽然引起我的动念:天台山国清寺,是智者大师──天台宗的根本道场 ,我从来不曾去过。名山胜地,何不趁此斋会,顺便去瞻仰一下!一举两得,越 想越好,九月中旬,我就背起衣单,过海赶千僧斋去了。
   一到宁波,就去延庆寺,这是亦幻法师总持事务,与虚大师有关系的道场。 几位熟识的道友,见我那个挂单模样,要去天台山赶斋,就劝我说:「这次千僧 斋会,去的人实在太多了。这几天的国清寺,不但住众挤成一团,无单可安(没有睡觉的地方),连饮水也有了问题。天台山是值得去的,但如不是为了一块钱 ,一块布,那大可不必赶着去受苦。过几天,斋会过了,我们介绍你去住几天, 到处瞻礼,何等自在」!我是个一向懒于赶斋,生怕睡眠不好的人,听他们这么 一说,也就暂时留下,等过了斋期(寿诞)再去。
   在延庆寺住了两天,吃饭睡觉,实在乏味。想起了慈北白湖(鸣鹤场)金仙 寺,是亦幻法师住持的地方。听说风景优美,芝峰法师及守志(即竺摩)、月熙 等同学,都住在那里,倒不如先去白湖走一趟,回来再上天台山不迟。决定了, 就到金仙寺来。这里,倒是一个好地方,湖光山色,风景着实不错!在这里自修 ,应该是极其理想的,但在我的感觉中,似乎太自由了一点。
   金仙寺住了几天,打算明天要回宁波了。厦门的慧云(俗名林子青),忽在 傍晚的时候来了,他就是从国清寺赶了斋下来的。大家见面,有说有笑。说不到 几句,慧云忽然想到了什么,拿出银元二十元给我(那时的币值很高)说:「知 道你在普陀,却找不到通讯处,我也无法寄给你。隆耀说:别的无所谓,只是印顺同学的二十块钱,无论如何,你也得代我交还他。难得在这里遇到了你,我也 总算不负人之托了」。慧云来得意外,二十块钱也来得意外,这里面原是有一段 因缘的。
   二十三年(二十九岁)下学期,我在闽院教课。隆耀(宝华山引礼出身)、 慧云,受台湾开元寺的礼请,一个羯磨,一个教授,要到台湾去传戒。隆耀想到 见了台湾的诸山长老,也得备点礼物,表示敬意。他是没有钱的,没有别的办法 ,就来找我这个穷同学,商借二十元。二十元,是我所有的不少部分。我与隆耀 没有特别的友谊,但我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他。他们传戒终了,正想离台返厦,却 被日本刑警逮捕,严刑苦打。曾传说隆耀(身体本来瘦弱)经不起刑责,已经死 了。二十四年正月,我离开厦门,从此杳无消息,我也早已忘记这二十元了。想 不到隆耀没有死,也没有忘记我,自己还在台湾休养,首先就设法托慧云归还我 。佛经说:种因的会结果,欠债的要还钱,这原不过迟早──今生或来生而已!
   慧云是从杭州去天台山的。说到杭州,慧云的话就说开了。「杭州开化寺六和塔住持妙乘,是闽院老同学,对于闽院同学,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到了他那 里,有吃有住。至于参观游览,那就各人自由」。慧云说:「他住在六和塔,已 一个多月了」。月熙想到杭州去,邀我同行。出家以来,我没有去过西湖。现在 有人导游,还得了意外的财物(二十元),我也就放下天台山,先作杭州西湖之 游了。
   晚上,才到了钱塘江边的开化寺。第二天(国历十一月六日)早餐毕,妙乘 提议:「今天太老(指虚大师)在灵隐寺讲『仁王护国般若经』。我们是云来集 菩萨,也该去参加开经法会才是」。大家没有异议,上午就到了灵隐,我也随众 礼见了虚大师。下午听完了经,就回开化寺。晚上,慧云对我说:「太老好象有 话要和你说似的」。我说:「我倒没有觉得」。但我心里想:虚大师也许会有话 要和我说的。去年(二十四年)(国历)四月间,为了组织中日佛学会,出席泛 太平洋佛教青年会,我不同意虚大师的态度。大师自己不参加,却默许部分的弟 子去参加。我以为:日本军阀的野心是不会中止的,中日是迟早要一战的。处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佛教徒,应爱护自己,不宜与特务化的日僧相住来。也许措辞过 分激烈了,我与大师的联络,也就中断了一年多。
   过了两天,妙乘在开化寺设斋,供养虚大师,没有外客。在席上,虚大师向 我提起:武院要办研究班,这是由上海三昧庵宽道发心每月资助(贰)百元而引 起的。有几位研究三论的,所以希望我去武院,指导他们研究。我说了几句谦辞 的话,大师以「去一趟」来结束话题。这就是虚大师所要与我说的,说了也就算 了。
   我在杭州住了一星期,忽然游兴大发,也许是二十块钱在作怪。离开杭州, 首先到嘉兴楞严寺挂单。常住佛事兴隆,我被派去拜了一天梁皇忏。看情形不对 ,第二天起单,到旅馆去住了一天。多少游览,就搭车去江苏的镇江。访玉山超 岸寺,见到了守培老法师。寺主雪松,陪我去金山;又到竹林寺一宿,见到正在 编辑『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的震华。回到超岸寺,梵波(也许是养波,一位武 院的同学)从焦山来,我就随梵(?)波去焦山。焦山的住持静严,是闽院的同学,在这里受了几天招待。忽有六度(也是去过闽院的)从庐山大林寺下来,要 回小庙去,他就成为我漫游的引导者。陪我去杨州;到如皋的菩提社,这是六度 出家的地方。我住了好多天,多少领略到苏北寺僧的生活情形。然后经过南通, 参观了啬公墓,吴画沉绣之楼──楼上藏有历代名人的观音画像。最后到了狼山 ,这里也有一位力定同学。住了两三天,这才与六度话别,而搭轮船回上海。三 个星期的漫游,漫无目的的游历,钱也用完了,人也累了,游兴当然也就没有了 。天台山以后再说,决定先回普陀去。
   虚大师创办的中国佛学会上海市分会,是附设在三昧庵内的,听说灯霞同学 在那里当干事。我在决定回普陀山的前一天,去三昧庵看他。谈了一回,准备走 了,他说:「下午请常惺法师演讲,你吃了午饭,听完讲再走吧」!也好,我横 竖是没有事的。午后,慧云、妙乘,又在这里碰上了,真是巧合!妙乘一直埋怨 我:「走了也没说个去处!在你走了以后,太老一再派人来找你」。我说:「到 那里,我自己也不知道呀」!不久,虚大师来了,常惺法师也来了,三昧庵主宽道(原是普陀洪筏院子孙)当然也到了。讲演完毕,大家坐下来,虚大师重申前 议,要我到武院去。大家帮着大师说话,不善词令的我,在这师友的包围下,实 在应付不了。虚大师拿出二十块钱,给我作旅费。我还是要推,妙乘可说话了: 「老法师给几个钱,我们做弟子的,只有说声谢谢。你去不去武昌,都没关系, 慢慢决定好了」。不会说话的我,就这样没奈何的收了下来。回到普陀山,越想 越不是滋味。我真是不该到三昧庵去的!但我又怎么知道三星期的漫游,会在这 里碰上了呢!约会也没有这么巧呀!武院,我是去过的,并不想再去;特别是武 汉的炎热,我实在适应不了。可是旅费已拿了,拿钱而不去,我是不能这么做的 ,除非将钱退回去。想来想去,也许还是(缺乏断然拒绝,不顾一切的勇气)人 情难却,没奈何的决定:去一趟,明年早点回普陀山度夏。
   从普陀到武昌,已经是腊月中旬了。二十六年(三十二岁)的五月初,我就 病倒了──老毛病。痾了几天,温度忽然高起来,院方才把我送入汉口某日本医 院。住了十几天,才出院回来。天气那样的热,睡眠不足,饮食减少,病虽说好了:身体却还在衰弱下去。国历七月七日,芦沟桥的抗日炮声响了。国历八月十 三日,淞沪的战争又起。到国历十二月四日,南京也宣告失守。想回普陀的希望 ,是越来越不可能了!身体一直在奄奄无生气的情况下。到二十七年(三十三岁 )七月,武汉也逐渐紧张起来,这才与老同学止安经宜昌而到了重庆,我就这样 的渡过了抗战八年。我为什么到四川,追随政府哪!响应虚大师的号召(共赴国 难)哪,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对我是完全不适用的。在我的回忆中,觉得有一 种(复杂而错综的)力量,在引诱我,驱策我,强迫我,在不自觉、不自主的情 形下,使我远离了苦难,不致于拘守普陀,而受尽抗战期间的生活煎熬。而且是 ,使我进入一新的领域──新的人事,新的法义,深深的影响了最近二十几年来 的一切。抗战来临的前夕,一种不自觉的因缘力,使我东离普陀,走向西方── 从武昌而到四川。我该感谢三宝的默佑吗?我更应该歌颂因缘的不可思议!

五、最难得的八年

   最难得的八年(二十七年七月到三十五年三月),为我出家生活史中最有意 义的八年,决定我未来一切的八年。
   二十七年(三十三岁)五月,武汉外围一天天紧张起来。老同学苇舫(苏北 人),在武院编『海潮音』,也是当时武院的管理者。他一直说要与向领江的结 缘船(行驶重庆上海间的福源轮船)接洽,送我们──我与老同学止安去四川。 但是结缘船一班又一班,武汉三镇的尼众去了不少(后来虚大师为他们成立尼众 避难林),就是轮不到我们。七月中,止安着急了,自己出去想想办法,当下就 买了两张到宜昌的票回来,陪着我去宜昌,暂住古佛寺。一到宜昌,才知道问题 严重。在宜昌等船入川的,真是人山人海,去四川的船票,我们是没有能力(有 钱也不成)买到的。后来,还是亏了向领江的结缘船,才能顺利的到达重庆。向 领江的结缘船,不用接洽,也不用买票,只要出家人,就可以一直走上去。在船 上,有饭(素菜)吃;到了重庆南岸,每人还给两毛钱的轮渡费。向领江半生结 缘,真正功德无量!我们的船一到,老学长乐观早在码头上摇手,招呼我们。
   第二天,我与止安就去了北碚缙云山,住在汉藏教理院(以下简称汉院)。 法尊、法舫、尘空、雪松(前超岸寺寺主)诸法师,都在这里。最初的一年半中 (二十七年七月到二十八年底),法尊法师给我很多的法益。他是河北人,没有 受过近代教育,记忆力与理解力非常强。留学西藏并不太久,而翻译贡献最大的 ,是他。在虚大师门下,于教义有深广了解的,也是他。我为他新译的『密宗道 次第广论』润文,遇到文字不能了解的,就去问他。黄教对密乘的见解与密乘的 特质,我因此而多少了解一点。他应我的请求,翻译了龙树的『七十空性论』。 他将『大毘婆沙论』译为藏文(没有完成),我每晚与他共读论文,有什么疑难 ,就共同来推究。我们经常作法义的探讨,我假设问题以引起他的见解;有时争 论不下,最后以「夜深了,睡吧」而结束。这样的论辨,使我有了更多与更深的 理解。深受老庄影响的中国空宗──三论宗,我从此对它不再重视。法尊法师是 引发了一些问题,提供了一些见解,但融入我对佛法的理解中,成为不大相同的 东西。他对我的见解,当然是不能完全同意的,但始终是友好的,经常在共同讨论。我出家以来,对佛法而能给予影响的,虚大师(文字的)而外,就是法尊法 师(讨论的),法尊法师是我修学中的殊胜因缘!
   二十九年(三十四岁),我去了贵阳。大觉精舍是华府所兴建,天曦老法师 弘化的道场。曦老去世了,曦老的徒孙明照,在汉院求学,就约我到贵阳去。那 时是战时,我又没有活动力,所以没有作什么,只是自修,写『唯识学探源』。 施主华问渠先生,已失去了他父母那种信佛护法的精神,而只是父母传下来,不 好意思结束,姑且维持下去。年底,我回汉院过年。
   到了汉院,就见到从香港来汉院旁听的演培、妙钦与文慧。三十年(三十六 岁),我就为他们讲『摄大乘论』,大家非常欢喜。秋天,演培约了几位同学, 到合江法王寺,办法王学院,请我去当导师。导师原是不负实际责任的,但适应 事实,逐渐演化为负责的院长。三十三年(三十九岁)夏天,三年圆满,我才又 回到汉院。在这一期间,又见到了光宗、续明、了参他们。在四川(二十七──三十五年),我有最殊胜的因缘:见到了法尊法师,遇 到了几位学友。对我的思想,对我未来的一切,都有最重要的意义!我那时,似 乎从来没有离了病,但除了不得已而睡几天以外,又从来没有离了修学,不断的 讲说,不断的写作。病,成了常态,也就不再重视病。法喜与为法的愿力,支持 我胜过了奄奄欲息的病态。

六、三部书

   有三部书,对我早期的写作,资料方面有相当的帮助;而且,见到这三部书,都还有点意外之感。
   一、多拉那他的『印度佛教史』:二十六年(三十二岁),我在武院病了,一直不能康复。由于七七事变,全国抗日,虚大师与法尊法师都从庐山来,留学日本的墨禅学长也来武院小住。墨禅随身带有日本寺本婉雅所译的Ta^rana^tha『印度佛教史』,这是西藏著名的史书。我不通日文,好在译本中的人名、地名、佛法术语,多用汉字译出,所以也可以多少了解。这本书对无着、世亲时代的佛教,后期中观学者的兴起,与唯识学者的论诤,特别是秘密大乘的兴起与发展,有相当详细的叙述。我向他借来慢慢看,他不久就去了香港。抗战胜利回来,知道墨禅已在上海去世。这样,这本书「久借无归」,也就成为我的书了!
   二、宗喀巴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二十七年(三十三岁)秋天,我到了四川缙云山的汉藏教理院。学院已经开学,所以我住在(教师住处)双柏精舍,只是自修而已。『密宗道次第广论』,是法尊最近从藏文译出的,虚大师要我为这部书润文。这是西藏格鲁派宗喀巴大师所着的,对秘密乘─「事,行,瑜伽,无上瑜伽」四部续的次第作扼要的叙述。我读了这本书,了解到秘密乘严重的天化特性,如「修六天」,「天色身」,「天慢」等,真是「天佛一如」。有些术语,我不能了解,就请问法尊法师;从前阅读大藏秘密部,如金刚,莲华等术语,也就能了解是什么。我的「润文」,只是文字方面的略作修润,内容是决不改的。这部书,汉院刻经处没有出版,托人带到北平,由「北京菩提学会」出版,托人带多少部回四川。这本来是限于学密者阅读的,因为挂名「润文」,也给了我 一部。『印度之佛教』十七章的「密教之兴与佛教之灭」,这部书提贡了主要内容,这真是因缘巧合了!
   三、『古代印度』:这是『Ancientindia』的中文译本,是『印度史』的一部分。三十年(三十六岁),有人将这部译稿,带到汉藏教理院来。古代的印度,佛教是相当重要的宗教,流行了千五(六)百年。这部书当然要谈到佛教;为了译稿的更为正确,所以译者送来汉院,希望能对有关佛教部分,加以校正。我以先读为快的心情,取得一读。全书十二章,从「史料及古史」,到「南印度」,我就择要的记录下来。对后来『印度之佛教』的写作,才有了史的重要参考。而这部译稿的译者是谁,这部译稿有没有出版,我并不知道。我与这部译稿的相见,是非常意外的!

七、业缘未了死何难

   「人命在呼吸间」,佛说是不会错的。健全结实的人,都可能因小小的因缘 而突然死去。死,似乎是很容易的,但在我的经验中,如因缘未尽,那死是并不 太容易的。说得好,因缘大事未尽,不能死。说得难听些,业缘未了,还要受些 苦难与折磨。
   话,应该说得远一点。我是七个月就出生的;第十一天,就生了一场几乎死 去的病。从小身体瘦弱,面白而没有血色。发育得非常早,十五岁就长得现在这 么高了。总之,我是一向不怎么结实的,但出家以前,倒也不觉得有什么病。
   二十五岁出了家,应该好好的精进一番。但是,「学佛未成成病夫」,想起 来也不免感伤。二十年(出家的下一年)五月,我在厦门病了。天天泻肚,同学 们劝我医治,我总是说:「明天再说」。我没有医病,问题是没有钱。我不能向 人借钱,我没有经济来源,将来拿什么还人呢!记得故乡的一句俗语:「有钱药 又药,没钱拼条命不着」。病,由他去吧!又信同学(普陀锡麟堂子孙)来看我 ,一句道破:「你是没有钱吗」?「是的,只有一块钱」。他说:「够了,够了 ,我给你安排」。买了一瓶燕医生补丸(二角八分),让他泻一下,不准吃东西 。买半打小听的鹰牌炼乳,一天可吃三次。用不到一块钱的特别办法,果然生效 ,病就渐渐好了。但病后没有调养,逢到天气炎热,睡眠不足,身体不免虚弱下 来。一位同学死了,上山去送往生。经不起山风一吹,感冒咳嗽,这算不得大病 。一直拖到七月,精神还是不能恢复。承大醒法师的好意,派到鼓山去教课。山 上空气好,天也凉快了,这才好转过来。
   二十六年(三十二岁)五月,又在武昌病了,老毛病。病好了,还是一天天 衰弱下去,从睡眠不足而转为失眠,整天都在恍惚状态中。有时心里一阵异样的 感觉,似乎全身要溃散一样,就得立刻去躺着。无时不在病中,对我来说,病已 成为常态。常在病中,也就引起一些观念:一、我的一句口头禅:「身体虚弱极 了,一点小小因缘,也会死过去的」。二、于法于人而没有什么用处,生存也未 必是可乐的。死亡,如一位不太熟识的朋友。他来了,当然不会欢迎,但也不用 讨厌。三、做我应做的事吧!实在支持不了,就躺下来睡几天。起来了,还是做 我应做的事。「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我有什么可留恋的呢!但我也不会急求 解脱,我是一个平凡的和尚。
   「身体虚弱极了,一点小小因缘,也会死过去的」。我存有这样的意念,所 以我在武昌,一向是不躲警报的。因为我觉得:如真的炸中了,那怕小小弹片, 我也会死去的,不会伤残而活着受罪。一天晚上,敌机来得特别多。武院当时住 有军事器材库(科?),一位管理员,慌得从搂梯上直滑下来。有人急着叫我, 我没有感激他,相反的嫌他啰苏,这可以反映我当时的生死观了。然而这一观念,在我两次应死而不死的经验中,证明了是并不正确的。
   一次是民国三十年(三十六岁)的中秋前夕,我在缙云山。月饼还没有吃到 ,老毛病──肚子倒先有了问题。腹部不舒服,整晚难过得无法安眠(可能有点 发热)。学院的起身铃响了──五点半,天色有点微明。我想起来去厕所,身体 坐起,两脚落地,忽然眼前一片乌黑,一阵从来没有经验过的异样的疲倦感。我 默念「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我不是祈求三宝的救护,而是试验在这异样 的境界中,自心是否明白。接着想:「再睡一下吧」!这应该是剎那间事,以后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忽然有了感觉,听到有人在敲门,是同事在唤我早餐了── 七点钟。看看自己,脚在地上,身体却搁在床上;满裤子都是臭粪。慢慢起来, 洗净了身体,换上衣服,再上厕所去。我知道,这是由于腹泻而引起的虚脱。昏 迷这么久──一点多钟,竟又醒过来了。我想,假使我就这样死了,也许别人看 了,会有业障深重,死得好惨的感觉。然在我自己,觉得那是无比的安祥与清明。我不想祈求,但如将来这样死了,那应该说是有福的。
   另一次是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七岁),我在四川合江(法王寺所办的)法王 学院。一个初夏季节,常住为了响应政府的减(或是限)租政策,晚上(农夫们 白天没有闲)召集佃农,换订租约。法王寺的经济,就是田租;田多,佃农也多 ,一则一则的换订新约,工作极其繁重,我也得出来帮助一下。我的工作是计算 ,田几亩几分几厘,年缴租谷几石几斗几升几合。佃约写好了,我又拿来核对一 下,以免错误。这一晚,直到早上三点多钟才结束。
   过度疲劳,我是睡不着的。早餐后,还是睡不着,于是出门去散步。寺在深 山,沿途是高低起伏的曲径。经过竹林旁边,被地上的落叶一滑,就身不由主的 跌了下去。只觉得跌到下面,站不住而又横跌出去,别的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约 有半点多钟,我才逐渐醒过来。觉得左眉有点异样,用衣袖一按,有一点点血。 站起身来一看,不禁呆了,原来从山径跌下来,已翻了四层坡地,共有四、五丈 高。我也顾不得一只鞋子还在上层,就慢慢的走回来。最后,爬上三、四十层石级,才到达寺院。那一天,学僧们出坡采茶子去了,演培带着学僧们上山,仅有 文慧在院里。左眉楞骨上的伤痕,深而且长,可是出血不多(也许这里微血管不 多)。文慧就为我洗净,包扎好。我上床睡了一下,忽然痛醒了。右脚的青筋, 蚯蚓般的一根根浮了起来,右脚痛得几乎不能着地,原来脚筋受了重伤。深山无 医无药,想不出办法。到合江去就医吗,距离七十五华里,坐着滑竿急急的走, 也要八个小时。我在山上跌伤了,惊动了全寺。丈室的一位老沙弥,自己说会医 ,看他说得很有信心,也就让他医了。他用烘热了的烧酒,抹在筋上,一面用力 按摩。他是懂得拳术的,把我的右脚,又摇又拉,当时被按摩得很痛。人疲倦极 了,渐渐睡去,等到中午醒来,青筋不见了,脚也不痛了。这类急救,比西医还 有效而迅速得多。极度衰弱的人,跌了这么一交,竟然没有死去。不但没有死, 眉心的创伤,几天就好了,连伤疤也没有留下多少。脚筋扭伤了,恰巧有一位老 沙弥,一摩就好。只是上面的门牙,跌松而长出几分;下齿折断了两根。不好看 ,咀嚼也不中用,但上牙又自然的生根,到民国五十五年(六十一岁)才拔去。 这一交,不能说不严重,可是没有死去,也没有留下伤痕,真是奇妙的一跌!这一交,使我有了进一步的信念。「身体虚弱极了,一点小小因缘,也会死过去的 」──这几句口头禅,从此不敢再说了。业缘未了,死亡是并不太容易的。
   五十六年(六十二岁)冬天,我去荣民医院作体格检查。车是从天母方面过 去的;我坐在司机右侧,后座是绍峰、宏德,还有明圣。医院快要到了,前面的 大卡车停了,我们的车也就停了下来。不知怎的,大卡车忽然向后倒退,撞在我 们的车上。车头也撞坏了,汽车前面的玻璃,被撞得纷纷落在我的身上。大家慌 张起来,我坐着动也不动。他们说我定力好,这算什么定力!我只是深信因缘不 可思议,如业缘未尽,怎么也不会死的(自杀例外)。要死,逃是逃不了的。我 从一生常病的经验中,有这么一点信力而已。

八、我回到了江南

   抗战胜利了,举国欢腾,我也该回去了!但是,不要说飞机,就是沿长江而下的轮船,也是票价贵得吓人,还要有人事关系才行。这不是我们所能的,安心的等着吧!三十五年(四十一岁)清明前后,才发现了一条可以回来的路,那就是经西北公路到宝鸡,再沿陇海路东下。虽然迂回了一点,但到底是可以通行的 ,而且还可以瞻仰隋唐盛世的佛教中心。我与演培、妙钦,他们连皮箱都卖了(我是想卖也是没有可卖的),凑足了旅费,才离开了值得怀念的汉院。从重庆出发,那时的光宗与了参,在重庆相别,他们正准备去锡兰深造。
   到了西安(古称「长安」),受康寄遥居士的招待。在佛学社、寄园住了几天,移住城南的大兴善寺。这里,有筹办巴利三藏院的计划;一位汉院同学乂悟 ,在这里主持一个初级佛学院。我们借了一辆牛车,费了一天工夫,才到罗什塔 去瞻礼。那时的罗什塔,等于一所乡村小庙,想起逍遥园时代的盛况,都不尽有 无常之感。我们去瞻仰兴教寺,大慈恩寺等古剎。名剎多少还留点遗迹,所以西安一带,寺多僧少,地大寺小,隋唐佛教的光辉,在这里已完全消失了!
   经洛阳、郑州,到达开封。铁塔寺与开封佛学社,都是净严法师主持的。净 严是武院的老学长,从慈舟老法师出家;那时,续明也在这里。我经过一个多月的辛苦,病倒了,只能留下来养病,让演培与妙钦先回去。我住在佛学社,又上 了现代佛教的一课。一位宪兵司令(大概是驻郑州的),有事到开封来,到佛学 社来看净严法师。净严法师而外,戴湄川居士(前国会议员)也在座。这位司令 谈起了佛法:他曾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考问过好几位法师。在重庆也问过法尊法师,也还是差一点。戴湄川说:「司令对佛法真 是深有研究了」!他说:「抗战,剿匪,为国家服务,还不能专心研究;曾看过 一部有注解的『心经』」。他走了,戴湄川说:「好小子!我真想刮他两个耳光 。凭他看过一部『心经』注解,就狂妄到那个样子」!这件事,对我的印象极深 。出家人对佛法不大留心,而对军政名流,护法居士,却一味奉承逢迎,按时送 礼请斋。说到佛法,自己不会说(也有谦恭而不愿意说),却来几句:「大居士 深通佛法」,「见理精深」,「真是见道之言」。被奉承的,也就飘飘然连自己 的本来面目都忘了。凭固有的文字根柢,儒道思想,读几部经,看几则公案,谈 禅、说教,就是大通家了!轻视出家人的风气,那位司令只是最特出的一位!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自己无知,却奉承逢迎,攀缘权势。所以,如果说有「四宝」 ,那只因僧不成宝,怪不得别人。我从不要求大居士的尊敬,(对佛法的理解)也从不会恭维他们,免他们陷于轻僧、毁憎,连学佛的基础──归依三宝功德都 不能具足。
   我准备要东下了。七月十五日,佛学社有法会。下午,忽然时局紧张起来,开封城外也听到了枪声。据说:兰封的铁路,被八路扒了。沿陇海路东下的希望 没有了,一切唯有让因缘来决定。隔一天,净严法师与我到了郑州;我再从郑州南下到武昌。在郑州着了凉,在武院咳嗽了一个多月,暂时留了下来。武院的房 屋,在苇舫的努力下,正在补修恢复。
   三十六年(四十二岁)正月,我回到了上海,在玉佛寺礼见了虚大师。大师 那时有说不完的不如意事,心情沉重。那时的杭州灵峰,办理武林佛学院,演培 与妙钦,都在那里任教,所以我先到杭州去看看。大师说:「回来时,折几枝梅 花来吧」!灵峰是杭州探梅的胜地。我去了几天,就得到虚大师病重,继而逝世的消息。我折了几枝灵峰的梅花,与大家一起到上海,奉梅花为最后的供养。我在开封,在武昌,一再滞留,而终于还能见到大师,也算有缘了!大师的弟子都 来了,我被推主编「太虚大师全书」。这是我所能做的,也就答应了。与续明、杨星森,在三月里到了雪窦,受到寺主大醒法师的照顾。
   三十六年与三十七年,我都回过普陀山,那只是为了礼见先师。普陀山一切 都变了,阅藏楼也变了,其实京、沪、杭一带的佛教都变了,变得面目全非。一切都变了,有一切无从说起的感觉。三十七年(四十三岁),从普陀回杭州,要 进行西湖佛教图书馆的筹备工作。经过宁波,到延庆寺,恰好见到了锡兰回来的 法舫法师,他是去雪窦礼敬虚大师舍利而下来的。大醒法师感慨的说:「雪窦寺 存有多少钱,多少谷,请法舫法师继任住持,来复兴虚大师主持过的道场。我说 了两天一夜,现在连听也不要听了」!我说:「我来说说看」。我说明了雪窦寺的实况:雪窦寺的好处──蒋主席的故乡,常住经济也可维持二十多人;雪窦寺大醒法师也有些困难,最好法舫法师能发心接任。我说了好处,又说了坏处(大醒法师专说好处),法舫法师就接受了,忙着准备晋山。虽然时局变化,等于没 有这回事,我内心还是很欢喜的。亦幻法师说:「法舫住持雪窦,将来办学,印 顺一定会来帮助的」。这种适合一般人的想法,对我是不一定适合的。

九、厦门·香港·台湾

   千僧斋,慧云交来的二十元,游兴勃发,三昧庵的突然相逢,武昌的病苦,使我意外的避免了敌伪下生活的煎熬。现在,又一次的避免了赤祸,已过了二十 多年的自由生活。我的身体衰弱,不堪长途跋涉。生性内向而不善交往,也不可能有奔向(语言不通的)香港与台湾的决心。我是怎样避免了的?这是又一次不自觉的在安排,预先脱离了险地。
   因缘是非常复杂的,使我远离赤祸的,主要应该是妙钦。妙钦与演培等,在汉院同住了几年,在法义的互相论究中,引发了一种共同的理想。希望在杭州一带,找一个地方,集合少数同学,对佛法作深一层的研究。三十六年(四十二岁)冬天,以佛性(禅定和尚的弟子,曾在汉院任监学)名义,接管杭州岳坟右后 方的香山洞,筹组西湖佛教图书馆,就是这一理想的初步实施。这是我对佛法的 未来理想,理想只如此而已。在几位学友中,我是大了几岁的,隐隐然以我为主 导,但我没有经济基础,连自己的生活都解决不了。那该怎么办呢?当然写缘起哪(这是我的事),找赞助人哪(佛性出去跑了几趟),而主要却寄希望于妙钦的一位长辈。
   妙钦是厦门(原籍惠安)人,与性愿老法师有宗派的法统关系。抗战期间, 性老开化菲岛。三十七年冬天,性老回国,在南普陀寺举行传戒法会。本来,性老与虚大师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虚大师门下,在闽南长老,特别是性老的心目中,也没有留下良好的印象。我想,也许我是念公(福建金门人)的弟子,但主 要是妙钦为我在性老前的揄扬。妙钦也希望我趁此戒会,与性老见面,可能将来 会对我们的理想,能有所帮助。性老来信,要我去厦门,随喜这难得的戒会,旅 费也寄来了。说来有点离奇,传戒法会,远道去礼请羯磨、教授、引礼,是常有的;远道礼请人去随喜,是不曾听说过的。我不好辜负性老的盛意,只能以祝贺 者的心情,由妙解(妙钦的师弟)陪从,离杭州而去厦门。
   那时,已是三十七年十月,金元券的价格,开始下落。买轮船票不容易,妙 解从(福建人开的)桂圆行弄到一张船票,上船交钱。两个人,一张票,上去了再说。等到轮船快开,也就是要买票了,才知道票价涨起十分之五,我们的钱只 够买一张票了,怎么办?我当然是没有办法的。妙解展开了外交活动,用闽南话 与人攀谈。一位(走单帮的)青年攀上了,他母亲是常去南普陀寺进香的。就凭 这点,向他借到了买票的钱。年轻人有活力,能创造因缘,想到自己那样的纯由因缘的自然推动,实在太没用了。亏了妙解,我才能到达厦门。可惜他远去星洲 ,因缘不顺,年轻轻的早死了!
   我就这样的,意外的到了厦门。传戒法会终了,性老约我去泉州(我就只去 了这一次)。先到同安的梵天寺,这里是先师念公,师弟印实,我(先师为我代 收)的徒弟厚学在管理。同安梵天寺,是著名的古剎,但现在是衰落极了!过了一宿,又随从性老到泉州,住在百原寺(也就是铜佛寺)。泉州三大名剎──开 元寺,承天寺,崇福寺,及开元的东西二塔,都曾去瞻仰。性老留在泉州过年, 我先回厦门,已是年底,常住的年饭都已经吃过了。
   一过新年,三十八年(四十四岁)正月,京沪的形势紧张,我就住了下来。 随缘办了一所「大觉讲社」,演培、续明也都约到厦门来。到了六月,漳州、泉 州一带,战云密布,我就与续明、常觉、广范、传乂,离开了厦门,到达香港。 我怎么会到香港?当然是为了避免赤祸。法舫法师在香港,一再催我到香港,并 说住处与生活,一定会为我安排,我多少有了短期可托的信念,而我内心的真正 目的,是想经云南而到四川北碚的缙云山。法尊法师来信:局势不妙,早点到四 川来(以为抗战时期那样的可以偏安),免得临时交通困难。我对缙云山,是有 一分怀念的,我就这样的到了香港。妙钦那时已去了马尼拉,寄一笔钱来,决定 在港印行我在「大觉讲社」所讲的『佛法概论』,等到『佛法概论」出版,大陆 的局势急转直下,缙云山已是可望而不可能再去的了。『佛法概论』为我带来了麻烦,然我也为他而没有陷身大陆,因缘就是那样的复杂!
   我又到了台湾。到台湾,应有三次因缘:一、三十八年(四十四岁)初夏,大醒法师劝我到台湾,词意非常恳切,我也有了到台湾的意思。但他在信上说:「你来,住所我一定可以为你设法」。这一说,我可犹疑了。我不会闽南话;不 会与人打交道,拉关系;我也不能帮常住的忙。寄居台籍的寺院,自觉难以适应 ,所以也就没有来。
   三十九年(四十五岁),我住在香港新界大埔墟的梅修精舍。黄一鸣(国大 )代表也住在大埔墟,曾见面数次。黄代表自认皈依太虚大师,也与灯霞相识。他要到台湾,见我们的生活太苦,劝我到台湾去。他到了台湾,大概在李子宽老 居士(以下简称子老)面前,提到了我,并说我想到台湾来。所以子老给了我一封信,首先表示欢迎,接着说:大师全书正在香港印行,希望我能继续主持,完 成后再来台湾。全书的印行,我不负任何责任,所以当时读完了信,真说不出是 什么滋味。其实,这是黄代表的好意,我当时并没有来台的意思。事后回忆起来,我应该感谢子老。因为,要等政局比较安定:政治更上轨道,四十一年(四十七岁)秋天,我才可以来台。如三十九年就到了台湾,免不了一场牢狱之灾。远 避赤祸,我有意外的因缘;到台湾也就有较安全的因缘──因缘是那样的不可思 议!

十、怀念大法师

   民国二十年春,我到闽南佛学院求学。院长虚大师常在外弘法,院务由代院长大醒法师主持,同学们称之为大法师。由于我夏季多病,大法师推介我去鼓山,任涌泉佛学院教师;年底回闽院,大法师又要我为同学们讲课。我得到较多的修息时间,不健康的身体也就拖延下来。大法师对我的恩德,是难以忘却的。
   大法师的名字──大醒,是虚大师给予的。虚大师的出家弟子,如大慈,大勇,大严,大刚等,都以「大」为名。没有从虚大师出家,而虚大师赐名大醒,这是众多学生中的唯一人,也可见虚大师对大法师的厚望了!大法师于十三年秋入武院。十四年春,「武院同学会」编发『新僧』,大法师就从事虚大师佛教革新运动的宣扬。虚大师主持的闽院,十六年冬,发生了革命性的学潮,南普陀寺的寺务与院务,都陷于停顿。十七年春,大法师奉命去厦门,整理寺务与院务,编发『现代僧伽』。当时由于政局的变化,中国佛教会都无法成立,佛教到了危急存亡关头,所以对墨守成规的老法师、老居士,不免有评责的言辞;也就被看作「新僧」,受到传统佛教的嫌恶。说到新,我想从事实说起:鼓山办涌泉佛学院,请大法师为副院长,教师由大法师推介。鼓山虚云老和尚是禅宗耆老,怎么会请大法师呢?十六年冬,虚老经过厦门,来南普陀寺。那时正在闹学潮,学院停课,学僧的服装、行动,太不成样!十九年,虚老又来厦门南普陀寺,大法师率领全体学僧,搭衣持具,向虚老顶礼接驾;并请虚老在讲堂中,为学僧开示。两次的截然不同,使虚老对大法师的办学精神,留下深切的好感。这所以鼓山办学,要请大法师负责人事的安排了。十月间,大法师又去鼓山视察学院,见我在房里抄录,他问我,我说:「论」中有重要教义,古代论师的独到思想,我摘录下来,作为研究资料。他竟然说:「好!这就是新,教理应有新的研究,不能老是背诵古德着疏,讲经了事」。还有,三十六年在雪窦编纂大师全书,续明他们要我讲佛法,我就讲『心经』与『中观今论』。大法师总是穿了海青,严肃的坐着听。他表示了对佛法的敬重,为后生作表率。所以大法师的新,在虚大师门下,不是悲观──乐观与张宗载、宁达蕴等「新佛教青年会」那样的新,也不是亦幻、芝峰、枯木等思想左倾的新,而是近于闭关以后,虚大师热心复兴中国传统佛教的新。大法师的风格,热心于为佛教复兴而服务,长于处理事务,难怪虚大师要特给以「大醒」名字了!二十三年底,虚大师辞去闽院院长,大法师也就离去。二十五年,住持淮阴觉津寺,创办觉津佛学院,发行『觉津月刊』;并主持七县僧众救护训练。大法师与日僧关系良好,并承邀请访问日本,到抗战期间,自称「随缘」,随缘自修,从不与日人合作。抗战胜利,大法师出任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秘书长。三十五年秋,虚大师要大法师继任雪窦寺住持。好在这样,『大师全书』才能在时局动乱中完成。在风雨险恶的时候,雪窦寺的太虚大师舍利塔,终于在三十八年一月六日完成。二月,大法师来台湾,鼓吹虚大师复兴中国佛教运动的『海潮音』月刊,也移来台湾发行。时局极艰困,大法师在四十年秋,就新竹灵隐寺成立「佛教讲习会」,还是为僧教育着想。大法师继承虚大师遗志,可说是能报虚大师恩德的一人!
   民国七十四年,我读到二则文记,使我对大法师的怀念,有说不出的感受。幻生在『一个别具意义的祝寿集会』──这是美国方面的少数人士为我祝八十寿辰的集会说:「大醒法师曾说:『圆!4漒法师一生的著作,比不上印顺法师一篇文章的价值』……经过三十多年,……深觉醒公此言不虚。……完全因袭古人的旧说,怎能与印公导师的文章相比」(『内明』159期)。文字的价值,随因观点不同而可能不同,但大法师这几句话,为了引起僧青年的注意,说的未免太重了!那一年,台湾方面,也征求各方,发起编集『印顺导师的思想与学问』。李恒钺的『我从导师所学到的中观』末后说:「第一,当然是谢导师。第二,是谢已灭度的大醒法师。在我没听说导师(的名字)以前,他对我说:你跟印顺导师学。他是太虚大师座下我的同门师兄。说句实话,我给他的弟子作学生,都不够资格」,这句话的份量太重了(『印顺导师的思想与学问』151页)!大法师是我的师长,他却说是同门师兄;还说作我学生的学生都不够格。我那时还在香港,这样的推重我,无非希望我来台湾的话,他们会尊敬我,跟我学习。我来了台湾,到新竹找地建福严精舍,还住在一同寺。李恒钺,许巍文等少数居士来见我,要求我讲中观,我也就随缘讲说,每星期一次。我当时深感这几位求法心切,原来是受大法师称誉所引起的。我曾说:「学问是好事,每病在一慢字」。有些佛学知识,讲演弘法而被称为法师的,每会引发慢心。在「慢」的影响下,高高在上,即使从他修学或听他讲课,也不再提起了。大法师那样,故意贬低自己,希望在家弟子能从他的学生学,在这末法时代,能有几人呀!我称大法师为「大悲菩萨之流也」,菩萨道就是以大悲为主力的。悲怀人间而念念在复兴佛教,大法师是杰出的一人!

十一、墓库运还是法运亨通

   四十二年(四十八岁)夏天,我从台湾回香港,搬运书物及处理未了的手续 。在识庐住了好几天,我对优昙学长说:「我交墓库运了」(这是家乡俗语,墓 库运会遭受种种恶劣的境运)!他问我为什么?我将去年(四十一年)的事告诉 他。从去年起,种种因缘追迫而来,看来是非受苦难与折磨不可了。优兄为我欢 喜,说我法运亨通。但到了现在,我还不能决定,这真的是法运亨通吗?
   善于把握机缘的,人生是随时随地,机缘都在等待你。但在我自己,正如流 水上的一片落叶,等因缘来自然凑泊。我不交际、不活动,也不愿自我宣传,所以我不是没有因缘,而是等因缘找上门来。这当然是生活平淡,少事少业了。可 是一到四十一年(四十七岁),因缘是一件件的相逼而来,有的连推也推不掉, 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年。因缘的追逼而来,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一年的因缘 ,值得一提的,至少有十件。
   1、正月初三日,我与演培、续明等出门去拜年──没有别的,只是识庐与 鹿野苑。到了香港识庐,续明去湾仔的香港佛教联合会,这是我们曾经暂住的地 方。续明带回了一封信,信是去年十一月中(却要在这一年收到),槟城明德法 师寄来的。信中问我:听说你有一部『中观论颂讲记』,要多少钱才能印出?他 愿意发心来筹募。明德法师与我,过去并不相识,也没有法统的关系。这样的为 法而发心,使我感动。后来筹集的款项,超过了印费,余款又印了一部『胜鬘经 讲记』。为了付印,我又检读了一遍原稿,忙了好多天(校对由续明他们负责) 。
   2、当天下午,到了荃湾鹿野苑,这是江苏栖霞山的下院。我们那时寄住的净业林,就是鹿野苑三当家(当时的实际负责者)的精舍。到了新年,我们是应 该来这里拜年的。那一天,明常老和尚提议,要我在鹿野苑讲一部经。既然住在 净业林,这也就不能推辞的了。后在二、三月中,讲了一部『宝积经』──「普 明菩萨会」。我的口才平常,又不会讲些逗人呵呵笑的故事,听众的反应平常。
   3、演培年初就要去台湾了,我却发起了福严精舍的筹建。说来话长,三十 九年所住的梅修精舍,是马广尚老居士为我们借来,原是可以长住的。净业林在 青山九咪半,是鹿野苑三当家的精舍,最近翻修完成,邀请我们去住。三当家的 一番好意,是应该感谢的!他肯这样做,应有演培,特别是仁俊(仁俊住鹿野苑 ,与三当家的私交很厚)的关系在内。我在香港,毫无活动。我们的生活,全靠 马尼拉的妙钦支持。他不是为我们筹化道粮,而是将自己所得的单钱、忏资、!9孍 钱,纯道义的为佛法而护持我们。不过,总不能老是这样下去,妙钦也有了去锡 兰深造的计划。我是等因绿决定的人,到无米下锅时再说,但演培、续明多少为 未来而着想,主张迁到净业林去(四十年,我们的生活费,还是自己负责的)。我是除非与大体有碍,总是以大家的意见为意见,所以我们就在四十年(四十六 岁)春天,迁到净业林去。现在回忆起来,这是走错了一步。对未来台湾的境遇 ,种下了苦因。但我那里能预知,这是不可思议的逆缘!我到了净业林,仁俊也 来共住;超尘(二当家)在这里闭关;悟一(四当家)管理庶务。我不大注意别 人,也不想知道别人的秘密,所以平顺的住了一年。
   到了年底年初,一项不平常的事件,也许别人不觉得,而我却深深的懊悔了 ,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事情是这样的:到了年底,三当家的头发,留得长长的 ,不肯剃去。到了新年,也不肯去施主家拜年,这是(鹿野苑)违反常例的。三 当家的意思是:自己对鹿野苑战后的复兴,有过重大的辛劳。而弥光(应该是他 的法师)却故意与他为难,所以他不愿再干了。这只是对付弥光的一项战略,结 果是弥光被逼出去了。人与人是难免有磨擦的,但在佛教内有些不顺意,就以还 俗的姿态来作武器;出家人可以使用这一绝招,那还有什么不能使出的呢!鹿野 苑人才济济,上一辈是老和尚明常;中一辈是大本(即现在台湾的月基)、弥光;下一辈是五位当家。一门三代,年龄相差不太远。人人仪表堂堂,个个能唱、 能念、能说、能写、能干。大家挤在一起,正如脂肪过剩一般。「一叶落而知秋 」,我似乎敏感,而事后证明为绝对正确。如一直寄住下去(那时我还不知道要 到台湾),我们的处境,会是很难堪的。但当时的鹿野苑,声誉还好;我们受尊 敬受欢迎而来,又凭什么理由而要离去?再迁到别处,不但对不住鹿野苑与净业 林,也与自己有损。我与续明研究,唯一的办法,是自己创立精舍,才能不留痕 迹的离去。这样决定了,就与妙钦说明。妙钦以去锡兰为理由,愿为我们成立精 舍而作最后的服务。就这样,住在净业林而开始福严精舍的筹建工作。这是我被 迫而自己计划的,但在香港是成功而又失败了,虽已找到了建地,却又改变主意 而移建到台湾。
   4、大概是三月里,优昙约我去识庐。荃湾芙蓉山的南天竺,有意要献为十 方。优昙介绍敏智(武院同学)与我!敏智任住持,我与续明他们去弘法──两 人合作。我不好却优昙的好意,曾与敏智去南天竺一次,但此事不成事实,后来是消息全无了。问题并不在我,而是敏智。敏智是有名的天宁寺大和尚,但并不 是传说中有钱的那位天宁寺大和尚。大概行情明白了,也就免谈了。
   5、优昙来信约我去识庐,因为冯公夏居士们,要成立世界佛教友谊会港澳 分会,我没有去。一次到了识庐,优昙要与冯公夏联络,我说:「今天不便,下 次再来」。我习惯于在僧团中自修,不会与居士们打交道(现在老了也还是这样 )。但是,冯公夏等到了清凉法苑来;清凉法苑离净业林不过数十步,请我去午 斋,这是无可推避的了。在席间,商量成立港澳分会,并请我担任港澳分会会长 。这可说是给我的荣誉,是他们的好意,并无实际责任,我也就答应了。这是一 件避也避不了的因缘。
   6、香港佛教联合会改选,我被选为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这应该是优昙与 陈静涛居士在后面策划的。我只出席了一次改选后的就职典礼。会务由副会长王 学仁居士负责。这也只是一项荣誉,历届(海仁、筏可老)都是这样。在四、五 月中,我一连戴上了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世界佛教友谊会港澳分会会长双重头衔,在我还是第一次。等到定居台湾,我就专函去辞谢了。
   7、到台湾:这一年的离香港到台湾,与二十五岁的离家出家,在我的一生 中,都有极深远的意义,但意义并不相同。大概是五月底,子老从台湾来信:中 国佛教会(以下简称中佛会)决议,推请我代表中华民国,出席在日本召开的世 界佛教友谊会第二届大会。议决案也抄了寄来,法师与居士们而将去日本出席的 ,共有三十人左右。我没有想到别的,只觉得:日本在现代的佛教国际中,说他 俗化也好,变质也好,仍不失为佛教的一大流,应有他所以能存在,又值得参考 的地方。到台湾──其实是到日本去一趟,应该是值得的,我就这样的答应了下 来。我是一向不注意别人的;子老不再说什么,只是说:「预备好,等入境证寄 到就来」。七月十五日前后,我到了台湾。去日本出席的代表,政府已限定为五 人。我没有过人的才能,语言不通,子老却坚决的非要我去不可。等到我知道, 去日本的期限也近了,只有随波逐浪,将错就错的错下去。
   8、从日本回到台湾,已是九月天气。了老在善导寺护法会提议,聘请我当导师。他送聘书来,我说:「南老是导师,为什么又请我」?子老说:「善导寺 的导师,不限一人,如章嘉大师也是导师,这是护法会表示的敬意。至于善导寺 的法务──共修会、法会、佛七,一切由南老负责」。我就这样的接下了,这当 然又错了一着。除了善导寺请我公开讲演几天外,我不参加善导寺的一切法务。 那时,南亭法师(在我来台湾之前)已在新生南路成立华严莲社,就在莲社过年 。我不愿留在寺中,被信众作为新年敬礼的对象,就到汐止静修院去度旧年。新 年回来,住在善导寺,但南亭法师从此不再来了。逢到星期共修会,信众们见南 亭法师没有来,就来恳求我讲开示,我就这样的随缘下来(我始终没有领导念佛 )。我到了台湾,去日本出席的名额,虽不知会轮到谁,但到底被我占了,占去 了大家的光辉。到了善导寺,南亭法师不再来了,离开了台北的首剎。我是错了 ,我有意占夺别人吗?在我的回忆中,我没有这样的意图,错误的是谁呢?我自 己比喻为:我到台湾,住进善导寺,正如婴儿的!2铕地一声,落在贫丐怀里。苦难 与折磨,是不可避免的了。因缘来了,我还有什么可说,只有顺因缘而受报了!
   9、菲律宾侨领施性水与蔡金鎗居士来台湾,特地到善导寺来看我,传达了 性愿老法师的意思,请我到菲律宾去弘法。我以初到台湾,还不能来菲,希望不 久能来菲律宾亲近──以这样的信,辞谢了性老。这虽没有成功,但实为四十三 年底去菲的前缘。
   10、大醒法师去世了。一年多来,醒师病废,『海潮音』没有人负责,由李 子宽、贾怀谦,勉力维持下去。现在大醒法师死了,没有钱、没有文稿、没有负 责人。虚大师创办的,维持了三十多年的『海潮音』,总得设法来维持。子老邀 集部分护法来集议,决定由李基鸿(子宽)为发行人,推我为社长。社长原是虚 名,不负实际责任的,但我却从此负有道义的责任。子老与编辑合不来,编辑不 干了,子老就向我要人。一而再,再而三,我那有这么多的办法?一共维持了十 三年──四十二到五十四年,这一精神上的重压,直到乐观学长出来,任发行人 兼编辑,我才如释重负的免去了无形之累。
   四十一年(四十七岁)的因缘,一件件的紧迫而来,不管是苦难与折磨,还是法喜充满,总之是引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我虽还是整天在房间里,但不只是翻 开书本,而更打开了窗户,眺望人间,从别人而更认识到自己。

十二、香港与我无缘

   出家来二十二年(十九到四十年),我依附在寺院中、学院中,没有想到过自己要修个道场。三十八年六月,到了香港,就到大屿山宝莲寺过夏。中秋后,移住香港湾仔的佛教联合会。十月初,马广尚老居士为我们借到了静室,才移住粉岭的觉林。三十九年,借住大埔墟的梅修精舍;四十年,又寄住到青山的净业林。由于净业林难得清净的预感,决定了自立精舍,这就是福严精舍筹建的因缘。福严精舍不是我个人的,为我与共住的学友──演培、续明、常觉、广范等而建筑的,也就是我们大家的。地也买定了;妙钦在岷尼拉的普陀寺,为我们举行了一次法会,集成菲币壹万元寄来。小型精舍的成立在望,但香港建立精舍的计划,终于变了。
   我受中佛会的邀请,去日本出席世界佛教友谊会第二届大会;会期终了,回到台湾。子老留我住在台湾,我也没有什么不可,只是我在香港置了地,银行已有多少存款。这是我经手而不是我私有的,我不能将愿款放在自己的荷包里就算了。无论如何,我也要回香港去了结手续,将精舍建起来。我自己不住,也有广范他们要住。可是,我没有出境证,走不了。当初办理来台手续,一切由子老代办。办入境证而没有同时办理出境,现在回忆起来,子老显然有留我定住台湾的意图,也许他当时有此需要吧!我一再说起,非回香港去一次不可。子老提出了办法,要我先申请在台湾定居,政府知道我要定住台湾,就容易把出境证发给我。我来台湾,不信任他又信任谁呢?于是乎他为我办好定居台湾的手续。定居手续办妥了,立刻申请出境(又入境)可是石沈大海,一点消息也没有。到了四十二年(四十八岁)二月,出境证还是没有消息。因缘决定一切,既然去不得香港,只有另想办法,设法将功德款移来台湾,在台湾建筑了。演培曾在新竹市青草湖灵隐寺讲课(那年上学期,将台湾佛教讲习会迁到善导寺来),所以介绍到新竹去找地,住在一同寺。一时也找不到理想的地方,直到四月中,才决定在一同寺后山,俗名观音坪的,购定一甲零坡地,然后包工承建(全部约台币八万元)。当时有人议论我,一到台湾,就急着要建道场,谁知道我的事呢!
   说来希奇,五月初,地也买定了,工程包好了,立即接到通知说我的出境手续,还欠四张照片。我有点惊疑:难道我有去香港一次的机会吗?今天将相片缴上去,隔天就有出境(又入境)证发下来。后来听人说:这是政府的规定,凡是申请定居台湾的,六个月内不得出境。我不知是否真的有此规定,如真的有此规定,那子老为什么要我先申请定居,然后申请出境呢?我对香港,并无特别好感,没有非住不可的理由。只是为了经手筹建手续,不能撇下不问。我一切是随因缘而流,子老为我安排一切,我能说什么。只能说:台湾与我有缘──有无数的逆缘与顺缘;香港与我无缘,没有久住的因缘。
   就这样,福严精舍终于在四十二年夏天,建在台湾省的新竹市了。

十三、漫天风雨三部曲

   在四十二年与四十三年之间,我定居在台湾,受到了一次狂风骇浪般的袭击,有生以来不曾经历过的袭击。在我的平凡一生中,成为最不平凡的一年。我出家二十多年了,一向过着衰弱的、贫苦的,却是安宁的、和谐的生活。觉得自己与人无争,我没有到台湾,就受到了从台湾来的爱护。在我的平淡生活中,感觉到一切都是好的。
   三十九年(四十五岁),住在大埔墟梅修精舍。忽接香港「应寄」的一封信,说台湾有人带了东西来给我,要我亲自去取。我感到非常意外,按信上地址,找到(靠近)半山区,见到了一位应太太,他是新近从台湾来的。他将美金一百元交给我,并略说内容:香港有人写信给南亭法师,说:我们在香港精勤修学,却没有人供养,生活艰苦。南亭法师与白圣法师谈起,引起了对佛法的同情。钱是劝乂夫人发心乐施的。他说:你知道了就好,写信谢谢白圣法师就是了。我是依着他的话而这样做了。这位应太太,我到台湾来,始终没有见过,他就是现在纽约,创设美东佛教会的应太太。我得了这笔意外来的布施,与演培他们商量,将自己的凑起来,又得陈静涛居士的发心,从日本请了一部『大正藏经』(那时约二百五十美元左右),以便参考。大家心里充满了法喜,深感佛教同人的关护。所以我到台湾来,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什么意外的。有人说:台湾佛教本来平静,为什么印顺一来,就是非那么多!其实,我也正感到希奇:我没有来台湾,二十多年平静无事,深受(连台湾的在内)长老法师们的关护。为什么一到台湾,就成了问题人物!现在回忆起来,不是我变了,也不是长老法师们变了,主要是我出席日本世界佛教友谊会,住进善导寺。我不自觉的,不自主的造了因,也就不能不由自主的要受些折磨了。
   四十二年(四十八岁)五月中旬,我从台湾到了香港,运回了玉佛一尊,(明德法师等)槟城佛学会供养的;『大正藏经』一部,一些私人的衣物;筹建精舍的功德款,当然也带回了。回台已是六月底了,为了精舍的建筑,布置佛堂及用具的准备,也觉得忙累。九月十一日,举行落成开光礼。十月中,在善导寺讲了一部『妙慧童女经』。十一月中,善导寺举行佛七及弥陀法会。身体衰弱的我,在这不断的法事中,没有心力去顾虑别的,不会去注意环境的一切。
   暴风雨要来了,但不可思议的因缘也出现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弥陀诞),是一个难于理解的日子。弥陀法会终了,我极度疲乏,要演培当天回新竹去,主持明日上午新竹方面每周一次的定期讲演。但演培回答说:「不,我要去汐止弥勒内院看慈老」。他的个性、说话,就是这样直撞的。他非要那天赶上弥勒内院;慈航法师是他曾经亲近的法师,不忘师长而要去瞻礼,我是不应该阻止的。那天晚上,我赶回新竹而他去了汐止。由于身体的过于疲劳,心里多少有点不自在。
   第二天下午,演培回精舍来,神情有点异样。据他说:他一到弥勒内院,慈老一见就说:「演培!中国佛教,今天在我与你的手里」。演培惊异得有点茫然,慈老将一篇文章向关外(那时在闭关)一丢:「你自己去看吧」!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假如(也许是「使」)没有大乘」。文章是慈航法师写的,是批评我,应该说是对我发动的无情攻击。文章的大意,说我要打倒大乘,提倡小乘佛教,提倡日本佛教。说我想做领袖,问我到底是谁封了你的。文章还只写成三分之一。演培就向他解释说:「导师(指我)提倡中观,不正是大乘吗?怎么说他要打倒大乘?他还写了一部『大乘是佛说论』呢!日本佛教,导师以为在我国现有的社会基础上,要模仿也是模仿不成的。老师不要听别人乱说」!慈航法师与演培,有师生的关系,对演培也有好感,所以说了大半天,终于说:「好!文章你拿去,我不再写了,等打回大陆再谈」。演培还告诉我:慈老向他做了个特别表情,轻轻的说:「有人要他(指我而说)好看,等着看吧」!我听了这些话,似信非信,但那篇没有完成的文章,真真实实的摆在我的面前。我想,我称叹缘起性空的中道,说唯识是不了义,慈航法师提倡唯识宗,也许因此而有所误会。因此,我把这篇没有完成的文章,寄给香港的优昙同学──慈航法师的徒孙,希望他能为我从中解说,我是没有打倒唯识宗的想法的。不知道我是睡在鼓里,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有眼不看,有耳不听,不识不知的过日子,竟有我那样的人!
   我不能专顾自已了,非得敞开窗户,眺望这世间──宝岛佛教的一切,情况逐渐明白过来。原来,慈航法师写对我攻击的文章,已是三部曲中的第二部。长老大德们隐蔽起真情实况,而展开对我的致命一击。打击方式,逐渐展开,以「围剿圆明」的姿态开始──第一部。由中国佛教会(李子宽主持的时代)派遣去日本留学的圆明,苏北人。他是白圣法师在上海静安寺的同事;南亭法师在上海青莲庵(在九亩地)的学生;也是来台湾后,追随慈航法师的得力助手。我在上海,也见过两次面,点过两次头。不会与人打交道的我,当然没有什么话说。不过在日本开会期间,倒也几乎天天见面。但这是大家在一起相见,不曾有什么私人的交往。圆明在日本留学,当然会受到日本佛学的某种影响(也可说是进步),写些介绍或翻译,应如何改革的文章,在『觉生』(台中出版)上发表;『海潮音』也登过一二篇译稿。当然,他所说的,不合长老大德们的传统理念。不知为了什么;圆明在一次写作中,要台湾的法师们,向印顺学习。苏春圃写了一篇 批驳胡适的文字,请慈航法师鉴定。慈航法师是直性直心,想到写到,就加上「按语──一、二、三」而发表出来。圆明是胡适的崇拜者(前几年为了六祖坛经,批评钱穆的杨鸿飞,就是圆明的现在名字;他似乎始终是胡适崇拜者),对苏文大加批评,并对三点按语,也一一的痛加评斥,结论还是要慈老跟印顺学习。这真是岂有此理!慈航法师是菩萨心肠,但到底没有成佛,对这些有损尊严的话,也还不能无动于中。圆明有言论的自由,但我可被牵连上了。当时的中国(从大陆来的)佛教界,发动了对圆明的围剿,有批评的,有痛骂的。并由中国佛教会──会长章嘉大师、秘书长吴仲行,通知各佛教杂志,不得再登载圆明的文字。
   在表面上,文字上,大陆来台的法师居士们,几乎是一致的痛恶圆明。但在口头宣传上,部分人(攻击我的核心人物)却另有一套。传说,不断的传说,传说得似乎千真万确,圆明不是要大家向印顺学习吗?传说是:圆明的敢于发表文章,是受到印顺支持的。进一步说,那一篇文章是印顺修改的;那一篇是印顺所写而由圆明出名的。甚至说:『觉生』的编辑部,实际是在新竹的福严精舍。无边的口头宣传,从台北到台中,到处流行(我偶尔也听到一点,但事不关己,一笑而已)。这么一来,圆明的一切,都应由我来承担责任。「邪知邪见」、「破坏佛法」、「反对大乘」、「魔王」……这一类词汇,都堆集到我的身上了。举一切实的事例吧!四十三年正月初,台籍信徒李珠玉、刘慧贤(可能还有侯慧玉,是善导寺(护法会)的护法。他们从汐止静修院来,向我作新年的礼敬。他们说:「当家师说:圆明有信给慈老,说过去的文章,都是印顺要他这样写的,并非他的本意」。他们问我:「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说:「我也听说圆明有信给慈老。慈老与我,也可能多少有点误会,但我信任他的人格,他是不致于妄语的。你们倒不妨直接向慈老请示」。后来李珠玉等告诉我:慈老说:「圆明只是说:他是为真理而讨论,对慈老并没有什么恶意。信里也没有提到印顺」。我说:「那就是了,你们明白了就好。不必多说,多说是没有用的」。──明里是围攻圆明,暗里是对付印顺,这是漫天风雨的第一部。
   由慈航法师写文章──「假如没有大乘」,是对我正面攻击的第二部曲。当时的慈航法师,道誉很高。赵炎午、钟伯毅……护法长者们,对慈航法师都有相当的敬意。如慈航法师而对我痛加批评,那末,护法长者们对我的观感,是多少会有影响的。所以,长老法师们与慈航法师,平时虽未必志同道合,而为了对付我,长老法师们,还有少数的青年义虎,都一个个的先后登上秀峰山弥勒内院(当然一再上山的也有),拜见慈航法师。大家异口同声,要慈老出来救救中国佛教。要慈老登高一呼,降伏邪魔,否则中国佛教就不得了(长老法师们那样的虔诚,那样的恳切,那样的护教热心!在关中专修的慈航法师,终于提起笔来,写下了「假如没有大乘」。因缘是那样的不可思议,演培那天非要上秀峰山去见慈老不可!也就这样,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忽而兵甲不兴。希有!希有!我不能不歌颂因缘的不可思议。
   先造成不利于我的广泛传说,再来慈航法师的登高一呼,使我失尽了佛门护法的支持,那末第三部曲一出现,我就无疑的要倒下去了。虽然第二部曲没有演奏成功,但第三部曲的演出,已迫在眉睫。「山雨欲来风满楼」,要来,总有将来未来的境界先来。十二月初八日晚上,善导寺(在我宿舍的外面客室)有一小集会。来会的,有白圣法师、佛教会秘书长吴仲行、南亭法师、周子慎居士。代表发言的,是吴秘书长与周居士。问我对圆明的看法;是否赞同圆明的思想。我大概说:圆明留学日本,多少学到些治学方法;如考据是治学的方法之一,但考据的结果,不一定就是正确。我说:圆明译介部分的日本学者的思想,至于圆明自己对佛法的思想如何,我完全不知道。周居士又说了些相当动听的话;台湾光复不久,部分还存有思慕日本的意识。我们万不能提倡小乘佛教,提倡日本佛教!但在我看来,日本佛教就不是小乘佛教,小乘佛教就一定反对日本佛教。说提倡小乘而又提倡日本佛教,原是极可笑的,但我又从那里去解说呢!我只能对自己负责,我没有承认与圆明的思想一样(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思想到底怎样),也不承认与圆明有什么关系(实在没有关系),这当然不能满足来会者的愿望。末了,吴仲行秘书长把桌子一拍说:「为共产党铺路」(陈慧复居士在旁,为此而与他吵了几句),就这样的走了。这一小小集会,就这样的结束了。
   吴秘书长的一句话,我直觉得里面大有文章,但也只能等着瞧了。这一晚的集会,我不知到底是谁安排的?目的何在?这可能是佛门的几位护法长者所促成(可能是子老在幕后推动)的。希望能见见面,交换意见,增进友谊。没有几天,在华严莲社又有一次(午)聚餐会,是护法长者们出名邀请的,法师与居士,也来了好多位。午餐时,大家谈谈佛教,交换意见,并有以后能半月或每月举行一次的提议。护法长者们的好意,是可感的!但第三部曲就接着正式推出了。
   国民党中央党部,有一种对党员发行而不向外界公开的月刊(半月刊?),常时的最近一期,有这么一则:(大意是)据报:印顺所着『佛法概论』,内容歪曲佛教意义,隐含共匪宣传毒素,希各方严加注意取缔。这当然是佛教同人而又是国民党党员的,将我所着的『佛法概论』,向党方或保安司令部密报,指为隐含共匪宣传而引起的。吴秘书长就去见中佛会会长章嘉大师,认为中佛会应该要有所表示。章嘉大师是一向信任李子宽的,所以要他与子宽协商。那时,子老只是中佛会的普通理事,秘书长没有向他征求意见的必要。就立刻以中佛会(四三中佛秘总字第一号)名义,电台湾省分会、各县市支会、各佛教团体会员、佛学讲习会等,「希一致协助取缔,勿予流通传播」,并以副本分送内政部、省政府、省保安司令部、省警务处、各县市政府,以表示中佛会的协助政府。这一天,是国历四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子老每说:「大家正高叫刀下留人,就!2芶嚓一刀的砍了下去,太厉害了」!
   这当然是对我最严重的打击了。假使我一向是个活动人物,到处弘法,到处打交道的,经过中佛会的特电,也许会到处碰壁,避而不见,或相见而不再相识,「门前冷落车马稀」,不免有点难堪!好在我是各县市佛教会等,一向没有联系,认识的也没有几人。我一向是从新竹福严精舍到台北善导寺,从善导寺到福严精舍及近邻一同寺。现在见面的,还是这几张熟面孔。大家(悟一与常觉,新近从香港来,适逢其会,也难为他们了)不是着急,就气忿不平,没有嫌弃我的表情。所以我还是平常一般,不过心里多一个疙瘩而已。
   中佛会行文以来,年底年初,传播的谣言,也越来越多。有的说:印顺被逮捕了。有的说:拘禁了三天。也有说,不敢到台北来。也有说:躲起来了。我并不乐意去听这些,但偏有好心人,要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心里有点惭愧了!古语说;「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现在是:「我虽没有造口业,而无边口业却为我而造」。我对子老说:「子老!我要辟谣」。他问我怎么个辟法?我说:「公开宣讲佛法」。于是正月十五日前后,在「中央日报」刊登了讲法的广告。讲了七天,听众倒还是那么多。讲题是:「佛法之宗教观」、「生生不已之流」、「环境决定还是意志自由」、「一般道德与佛化道德」、「解脱者之境界」。我这么做,只是表示了:印顺还在善导寺,还在宣讲佛法;我以事实来答复谣言。这样一来,那些离奇的谣言──口业,大大的减少了,但口业是不能完全绝迹的。
   在暴风雨的惊涛骇浪中,也许真正着急的是子老。他是我来台的保证人,邀我来台的提议者,我又是善导寺(善导寺由护法会管理,子老是护法会的会长)的导师。我如有了问题,他忠党爱国,当然不会有问题,但也够他难堪的了。而且,善导寺又怎么办呢!子老应该是早就知道的,知道得很多很多。他有时说:「问题总要化解」。他从不明白的对我说,我以为不过是长老法师们对我的误会吧了!但他是使我成为问题的因素之一,他怎么能消弭这一风波于无形呢!无论是围攻圆明,慈航法师出面写文章,以及向党(政)密告,而真正的问题是:我得罪(障碍了或威胁)了几乎是来台的全体佛教同人。
   与我自己有关的,是:一、我来台去日本出席世佛会,占去了长老法师们的光荣一席。二、我来了,就住在善导寺。主持一切法务,子老并没有辞谢南亭法师,而南亭法师就从此不来了。但是,离去善导寺是容易的,忘怀可就不容易了!这又决不只是南亭法师,善导寺是台北首剎,有力量的大心菩萨,谁不想主持这个寺院,舒展抱负,广度众生呢!三、我继承虚大师的思想,「净土为三乘共庇」。念佛,不只是念阿弥陀佛,念佛是佛法的一项而非全部;净土不只是往生,还有发愿来创造净土。这对于只要一句阿弥陀佛的净土行者,对我的言论,听来实在有点不顺耳。四、我多读了几部经论,有些中国佛教已经遗忘了的法门,我又重新拈出。举扬一切皆空为究竟了义,以唯心论为不了义,引起长老们的惊疑与不安。五、我的生性内向,不会活动,不会交往,更不会奉承迎合,容易造成对我的错觉──高傲而目中无人。
   子老,是使我陷于纠纷的重要因素之一。起初,他以中佛会常务委员身分,护持会长章嘉大师而主持了中佛会;又扶植(宋)修振出来主持台湾省分会;又是宗教徒联谊会的佛教代表。他未免过于负责,不能分出部分责任,让佛门同人来共负艰巨,所以弄得大家不欢喜。出席日本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代表限定五人,而他偏要从香港来的我去出席。在我来台湾的半个月前,中国佛教会改选,他已失去了常务理事,而只是一位普通理事了。是非是不用说的,但足以说明中国(从大陆来的)佛教同人对他的观感。在人事方面,为了纪念法舫法师的追悼会,(南亭法师不主张开,不来出席)子老开始与南亭法师间的误会(这是陈慧复居士说的,但我想,不会那样简单)。白圣法师与吴秘书长,是子老的同乡(白圣法师还是应城小同乡),而不知为了什么,彼此间都存有很深的意见。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善导寺。善导寺是李子宽与孙(立人将军夫人)张清扬居士,捐一笔钱而以世界佛学苑名义接下来的。为了维持困难,组成(四十八人)护法会,子老是该会的会长。在善导寺大殿佛像,几乎被封隔起来时,长老法师们当然没有话说。等到善导寺安定了,清净了(部分还没有迁出去),信众逐渐集中起来,在长老法师们的传统观念里,寺院是应该属于出家人的。善导寺是台北首剎,大殿庄严,没有出家人来领导法务,是不行的。大醒法师离开后,子老曾亲自领导法务,讲过『金刚经』,但这是信众们所不能满足的,于是礼请南亭法师为导师。导师是只负法务,而不能顾问人事与经济的;这一局面,当然难以持久。恰好我来了,住进善导寺,衰弱的身体,也就将法务维持了下来。
   这样,为了善导寺,对付子老,就非先对付我不可。如我倒了,子老维持善导寺的局面,也就非成问题不可。这是长老法师们对付我的深一层意义(所以这次问题结束,善导寺还要一直成为问题下去)。
   还有,演培是多年来与我共住的,过分的到处为我揄扬(续明就含蓄得多了),不免引起人的反感。他来台湾主持台湾佛教讲习会,与旧住台湾佛教讲习会的青年法师间有了问题。演培原是慈航法师的学生,但十多年来已接近了我。四十二春天,续明与仁俊到了台湾。年底,悟一与常觉也到了福严精舍。那时,慈航法师的学生──唯慈与印海,已住在福严精舍。而妙峰、幻生、果宗等,也到了新竹灵隐寺,演培主持的讲习会来旁听。讲习会里,当然还有一部分台籍同学。这似乎是佛教青年,向福严精舍而集中,这可能成为佛教的一大力量。圆明又这样的为我作不负责的义务宣传。长老法师们看来,对佛教(?)的威胁太大,那是不得了!不得了!无限因缘的错杂发展,终于形成了非去我不可的漫天风雨。
   值得欣幸的是:当时的政府,已经安定;政治已上了常轨,对治安也有了控制。所以,对于密报,或有计划的一次接一次的密报,如没有查到真实参加组织活动的匪谍嫌疑,决不轻率的加以拘捕。我在这次文字案中,没有人来盘问我, 也没有被传询、被逮捕。由于政治的进步,我比(几年前)慈航法师及青年同学们,实在幸运得多了。后来,以请求修改,重新出版而销散了漫天风雨。我还是过去那样的从善导寺而福严精舍,从福严精舍而善导寺。在中国(大陆来的)佛教界,从台中到台北,几乎全体一致的联合阵线,对我仅发生了等于零的有限作用。我凭什么?我没有祈求佛菩萨的加被,也没有什么办法。我只是问心无愧,顺着因缘而自然发展。一切是不能尽如人意的,一切让因缘去决定吧!

十四、佛法概论

   『佛法概论』这部书,曾为了他(在香港)的出版,我没有转移到重庆,而免了陷身大陆的灾难。也为了他的出版,为人密报「为共产党铺路」。假使这本书是人的话,那应该说恩人还是冤家呢!
   国历四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中佛会特电协助取缔。子老要我呈请再审查。就在一月二十五日,请中佛会转呈有关机关,请求再予审查(附上『佛法概论』)。当时分三项来申明理由──「关于佛法概论者」,「关于个人者」,「关于来台以后」。「关于佛法概论者」部分,是这样写的:
   共产主义之毒素,主要为唯物主义,斗争哲学,极权政治。概论一再说到:佛法不偏于物;不从物质出发而说明一切;不同情唯物之认识论,且指斥为:结果反成为外界的奴隶。……庸俗徇物。其非唯物主义,彰彰明甚。佛法重于自他和乐,重于慈悲,且指「惟有瞋恚,对有情缺乏同情,才是最违反和乐善生的德行。……恶心中,没有比瞋恚更恶劣的」。其反对残酷斗争,极为明白。至于极权政治,尤与本论相反。盖佛教僧团,纯为民主生活。「佛法的德行,是以自他(和乐)为本,而内净自心,外净器( 世)界」。纯本于佛法立场,与马列之共产毒素,绝无少分之相染。北拘罗洲为福地,无家庭组织,故「无我我所,无守护者」。无男女之互相占有,无经济之彼此私有,此全依经典所说。若更有智能与慈悲,则为净土。以世俗论之,此为古代所有之理想社会,与礼运之大同,耶教之天国,西人之乌托邦相近。此实为东西哲人共有之理想,而佛法则主以「身心净化」、「自他和乐」、「慈悲智能」之德行而实现之。此为马列共产党徒所抨击,与斗争的共产主义,绝不相合。以印顺所解,民主自由平等之社会,不应有问题,问题在仇恨斗争之暴行,此国父之以斗争的共产主义为病理的是也。『佛法概论』虽以避难香港,出版于民国三十八年。然其中之第三章至十二章,并是民国三十三年在四川之讲稿,且有据更早所说者,如自序所说。
   『佛法概论』而被认为有问题的,主要是北拘卢洲。这原是民国三十三年在四川的讲稿,发表在『海潮音』,当时都是经过新闻检查而刊布的。这一讲稿,还受到虚大师的奖金,我怎么也想不到是会有问题的。四大部洲说,与现代的知识不合,我解说为:这在古代是有事实根据的,不过经传说而渐与事实脱节。拘卢即今印度的首都德里,为古代婆罗门教的中心。北拘卢,也就是上拘卢,在拘卢北方,所以说:「传说为乐土,大家羡慕着山的那边」。我画了一幅地图,北拘卢泛指西藏高原。当是抗战时期,即使是三十八年,西藏也还没有陷落,能说我所说的北拘卢洲(福地),隐隐的指共产区而说吗?我对四大部洲的解说,与旧来的传说,有点不合。这不是我的不合!而是四大部洲的传说,与现代所知的现实世界不合。为了免除现代知识界的误会,作一合理的解说,这算「歪曲佛教意义」吗?其实,王小徐的『佛法与科学』;虚大师的『真现实论』,都早在我以前,尝试新的解说,以免现代知识界的误会了。
   过了几天,子老告诉我:这样的申请再审查,还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这也许是政治的常例。既经明令取缔,不能就此收回成命。如收回成命,不等于承认明文取缔的误会了吗?子老要我申请修正,我就顺从他的意思,由中佛会转呈(二月五日),申请修正,呈文说:
   敬呈者:印顺于民国三十八年,在香港出版之『佛法概论』,专依佛法立言,反对唯物、极权、残暴,以智能慈悲净化人类。
   佛经浩如烟海,佛法概论九十三页(解说北拘卢洲部分)所叙,因在逃难时,缺乏经典参考,文字或有出入。至于所说之北拘卢洲,虽传说为福乐之区,然在佛教视为八难之一,不闻佛法,非佛教趋向之理想地。必有真理与自由,智能与慈悲,乃为佛徒所仰望之净土。 「如九十三页有应行修正删易之处,当遵指示修改。恳转请政府明示,以凭修正」。
   这样的申请再审查,再修正,也有人来善导寺,索取有关北拘卢洲的资料,抄了一大段的『起世因本经』回去。三月十七日,中佛会得到有关方面的通知,要我「将佛法概论不妥部分,迅即修改,检呈样本,以便转送」。这是准予修改而重新出版了。对四大部洲的解说,没有改动,只将地图省去。对北拘卢洲的解说,少说几句,简略为:
   北拘卢洲……大家浑浑噩噩,没有家庭组织;饮食男女,过着无我我所,无守护者的生活。没有肤色──种族的差别。……这该是极福乐的,然在佛法中,看作八难之一。……要在社会和平,物产繁荣的基础上,加上智能与慈悲,真理与自由,佛法流行,才是佛教徒仰望的净土。
   修正样本转了上去,到国历四月二十三日,得中佛会通知,将修正样本也发了下来,「希将印妥之修正本,检送四册来会,以便转送」。惊涛骇浪的半年,总算安定了下来。这一次,我没有办法,也从不想办法,在子老的指点下,解除了问题。虽然,他是我之所以成为问题的因素之一,我还是感谢他。
   这一意外的因缘,使我得益不少。一、我虽还是不会交往,但也多少打开了窗户,眺望宝岛佛教界的一切,渐渐的了解起来。这可说是从此进步了,多少可以减少些不必要的麻烦。二、我认识了自己。在过去,身体那么衰弱,但为法的心,自觉得强而有力,孜孜不息的为佛法的真义而探求。为了佛法的真义,我是不惜与婆罗门教化,儒化,道化的神化的佛教相对立。也许就是这点,部分学友和信徒对我寄予莫大的希望、希望能为佛法,开展一条与佛法的真义相契应,而又能与现代世间相适应的道路。『印度之佛教』的出版,演培将仅有的蓄积献了出来。续明他们去西康留学,却为我筹到了『摄大乘论讲记』的印费。特别是避难在香港,受到妙钦的长期供给。这不只是友谊的帮助,而实是充满了为佛法的热心。学友们对我过高的希望,在这一次经历中,我才认识了自己。我的申请再审查,还是理直气壮的。但在申请修正时,却自认「逃难时缺乏经典参考,文字或有出入」。我是那样的懦弱,那样的平凡!我不能忠于佛法,不能忠于所学,缺乏大宗教家那种为法殉道的精神。我不但身体衰弱,心灵也不够坚强。这样的身心无力,在此时此地的环境中,我能有些什么作为呢?空过一生,于佛教无补,辜负当年学友们对我的热诚!这是我最伤心的,引为出家以来最可耻的一着!

十五、余波荡漾何时了

   漫天风雨所引起的惊涛骇浪,虽然过去了,多少总还有点余波荡漾。子老与善导寺还是这样,我还是这样,福严精舍也还是这样。老问题一模一样。怎么就能安定呢?我只惭愧自己的懦弱,多少做些自己所能做的。至于「报密」之类,事关机密,我根本不会知道,所以也从不想去知道。
   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十一月中旬,我应性愿老法师的邀请,去菲律宾弘法。直到四十四年三月底,我通知子老,决定回台湾主持佛诞。不几天,我接到台湾来的欢迎信,盖着「欢迎印顺法师弘法回国筹备会」的木戳。我对欢迎欢送的大场面,一向感不到兴趣,所以立刻给子老一封信,信上说:有二、三人来机场照料就好,「切勿劳动信众,集中机场欢迎」。四月初六日,我回到了台湾。起初,演培他们怕我着急,不敢说;但到了晚上,终于说出了紧张的又一幕。
   弘法回国欢迎会的扩大筹备,是一位居士倡议的。中佛会紧张起来,立刻召开临时会议,要子老去出席。吴秘书长发言:印顺弘法回国,就这样的盛大欢迎,那我们会长(章嘉大师)出国弘法,又该怎样欢迎?这样的炫耀夸张,非制止不可。要子老负责,不得率领信众去机场欢迎(朱镜宙老居士也支持吴秘书长的意见)。子老说:「我可以不率领信众去欢迎,但我是要去的。新竹等地有人去机场,我可不能负责」。就这样,接受了「不得欢迎」的决定。到了当天,信众来多了。子老宣布:大家留在善导寺欢迎,不要去机场。信众人多口杂,闹烘烘的那里肯依。子老又不能明说,这是中佛会特别会议所决定的,真使他为难。忽然想起了,将我的信找出来,向大家宣读:「切勿劳动信众,集中机场欢迎」,这是导师(指我)的意思,大家应尊重导师的意见,信众这才留在善导寺。我不是「先知」,怎么也想不到中佛会会为此而召开会议。这是又一次的不可思议因缘,中佛会的紧急决议,帮助完成了我的意愿──「切勿劳动信众,集中机场欢迎」。
   民国四十六年(五十二岁)五月,我出席泰国佛元二千五百年的盛大庆典,回国经过香港。陈静涛居士对我说:「你上次(经过香港去泰国)离开这里,没有几天,就有人调查你来了。我说:印顺是太虚大师以下,我最敬爱的法师。我把办公桌上的玻璃板移开,露出我的身分证明,告诉他:我就是这里的负责人之一。你为什么调查?是报销主义吗(这句话的含义,我不太明白)?那人没趣的走了」。静老对我说:「我想你不会因此而懊丧的。你要信任政府,调查是对你有利的」。我说:「是的,台湾信徒也有人这样说」。那时,离四十三年的惊风骇浪,已足足的三年了,余波还是在荡漾不已。
   据说,我当然没有看到,对于调查我的案卷,堆积得也真不少了。我从这里,更深信世间的缘起(因缘)观,缘起法是有相对性的。有些非常有用,而结果是多此一着。有些看来无用,而却发生了难以估量的妙用。我的身体是衰弱的,生性是内向的;心在佛法,对世间事缘,没有什么兴趣。这对于荷担复兴佛教的艰巨来说,是不适合的,没有用的,但好处就在这里。我在香港三年,住定了就很少走动。正如到了台湾,只是从福严精舍到善导寺,从善导寺回精舍一样。在香港,属于左派的外围组织不少,局外人也并不明白。如我也欢喜活动,偶尔去参加些什么会,那即使签一个名,我就不得了。我凭了这无视世间现实,在政局的动荡中,安心地探求佛法。我才能没有任何忧虑的,安然的渡过了一切风浪。
   余波荡漾何时了?这大概可从中佛会(子老对中佛会的关系,一般是看作代表我的),善导寺的演变,而可作大概的推定。国历四十四年八月,中佛会改选,理事长当然是章嘉大师,秘书长却改由林竞老居士担任。中佛会的力量,有了变化。旧权力的恋恋不舍,原是众生所免不了的,于是种种为难,林竞竟无法推行会务,引退而会务陷于纷乱。章嘉大师迫得向中央呈请,停止中佛会的活动,于国历四十五年八月四日,明令成立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到四十六年夏天,整理改选完成。改为委员制,由内政部推派陈鲲任秘书长,使中佛会居于超然地位。国历四十九年四月改选,又恢复了理事长制,由白圣法师任理事长。为了适应教内的情势,前秘书长吴仲行,只好屈居幕后。后来,吴秘书长有点厌倦,也许失望了,与白圣法师疏远了。末了,去执行律师的业务。大概四十六年后,中佛会不会对我有不利的企图了。到了四十九年,我与子老的关系改变,子老也不再顾问中佛会,对我当更不会有什么了!
   善导寺,起初我还是导师,这当然还要余波荡漾下去。后来我离开了,直到道安法师出来负住持的名义。子老对善导寺,我对善导寺的关系,完全改观。此后,即使有些无伤大雅的蜚语,不妨说问题解决了。
   因缘,无论是顺的逆的,化解是真不容易!

十六、我真的病了

   民国二十年(二十六岁)五月起,我开始患病,终于形成常在病中的情态。但除了睡几天以外,还是照样的修学。我身高一七六·五公分。从香港到台湾(四十一年)时,体重一百十二磅;等到菲律宾弘法回国(四十四年),体重不断减轻,减到一百零一磅。我是真的有病,病到不能动了。
   在我的回忆中,夏天(厦门,尤其是武汉)天气热,日长夜短,往往睡眠不足。所以病泻以后,精神就一直无法恢复。身体弱极了,三十年(三十六岁)秋,曾因泻虚脱而昏迷了一点多钟。昏了二三分钟的,还有在重庆南岸慈云寺(三十年秋),开封铁塔寺(三十五年夏)等。我觉得,我只是虚弱,饮食不慎就消化不了吧了,我是没有病的。
   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底,肺部去照了一次X光,说我有肺结核。我没有重视,还是去菲律宾弘法。四十四年(五十岁)回来,精舍的住众,增多到十五、六人,所以就开始作专题宣讲。但身体越来越不济了,饮食越来越不能消化。中秋前后,因服中药而突发高烧,这才到台北诊治,断为肺结核,要长期静养。于是在重庆南路某处,临时租屋静养,足足躺了六个月。
   我的病也有些难以思议。经医师的诊断,我的肺结核是中型的,病得很久很久,大部分已经钙化,连气管也因而弯曲了。在我的回忆中,我只是疲惫不堪,没有咳嗽(伤风也不多),没有吐血,没有下午潮热的现象。难道疲惫不堪,就是这么重的肺病象征吗?年龄渐渐大了,坏也坏不到那里去,后来索性不问他,又过了十五年了!现在回忆起来,我不承认有病,对我的病是最适合的。如在抗战期间,一心以为有病,求医求药,经诊断而说是肺病,那时还没有特效乐,在病的阴影下,早就拖不下去了。为什么不承认有病,不调理诊治?最主要的是没有钱,那末,没有钱也并不太坏。同时,我虽然疲累不堪,但也不去睬他。或有新的发见,新的领会,从闻思而来的法喜充满,应该是支持我生存下去的力量。 我对病的态度,是不足为训的,但对神经兮兮的终日在病苦威胁中的人,倒不失为一帖健康剂。
   实际上,我那时是病轻累重。肺部是那样的大部分钙化了,也不该如此严重。饮食不能消化,经肠胃检查,也没有病,只是机能衰退。当时我使用日本进口的温灸器,增加饮食,帮助消化,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体重最高增加到一百三十四磅。从四十六年(五十二岁)以来,我比出家以来的那一年,都要健康得多。然而,尽管健康,相反的身心都衰老了。
   五十六年(六十二岁)底,五十九年(六十五岁)夏,体重又不自觉的退下来(一百二十磅左右),又渐有疲累的感觉。检查了二次,肺部还是那样,其它也没有什么病。好心的弟子们,为我求医求药。我有时似乎那么别扭,不要这个,不要那个。只因为我现在并没有病,是随年龄的增加而机能衰退。这应该说是老,老是终久要来的,你能使他不老吗?

十七、我离开了善导寺

   四十一年(四十七岁)来台湾,住在善导寺。不能回去,又别无去处,南亭法师又事实上辞去了善导寺导师,我就在这样的情形下长住下来。四十二年底的漫天风雨,使我认识到问题的症结:住在善导寺,我是永不会安宁的。可是,子老虽为构成问题的要素,而问题的清散,也还是亏了他。在道义上,我还不能说离去。四十三年冬天,演培主持的台湾佛教讲习会毕业了,有几位想来福严精舍共住,所以我又增建了房屋。增建的是关房,关房外是小讲堂,另外有卧室四间。我是准备在可能的情况下,退出是非场,回精舍来与大家共同研究的,这是我当时的心愿。但四十四年从菲岛回来,病就重了,足足的睡了半年。在我卧病的时间,善导寺法务由演培维持。
   四十四年底,子老在伍顺行的宴会中,受到了心悟的严厉指责,说他将寺院占为己有,不肯交给出家人。在这么多的人面前,应该是很难堪的。这还是老问题,善导寺的大殿庄严,地点适中,长老法师们,就是以经忏为佛事的,谁不想藉此而一显身手呢!子老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来与正在静养中的我商量,要我出来负住持的名义。我同情他的境遇,在可能的条件下答应了他。前提是:不能有住持的名义,而一切还是老样。因为这么做,将来被人公开指责的,将不是他而是我了。这就是,善导寺要改取一般寺院的规制。对寺务,旧有的积余,仍由护法会保管,移交一万元就得。以后,经济要量入为出,凡用之于寺院或佛教的,护法会不宜顾问。经济公开,账目可由护法会派人(定期的)审核。护法会不得介绍人来住,以免增多人事的烦累。子老都同意了,但还有更先决的条件:我一直还在静睡中,起来也未必就能躬亲寺务,要有一得力的监院,平时代为处理一切才成。没有人,那我也只有无能为力了。
   演培来了,他是那么热心的希望我接下来。要有一位能代我办事的监院,要演培回精舍去与大家商议,看看有没有可能。他回来(似乎与悟一同来)答复我,商定的办法是:在三年任期内,由演培、续明、悟一──三人来轮流担任,并推定悟一为第一年的监院。事情就这样的决定了,四十五年(五十一岁)正月底(国历三月四日),举行住持的晋山典礼。我是整整的睡了半年,从床上起来,就被迎入善导寺的。身体虚浮而不实,几乎晋山典礼也支持不下来(这是一直没有活动的关系)。那年秋季,又在南港肺结核疗养院住了三个月。这才明白了:病情就是这样,身体能这样也就很难得了,我不必再为病而费心。
   悟一是香港鹿野苑的四当家,曾在净业林管理庶务,有过一年多的共住时间。由于净业林共住,所以在鹿野苑纷扰而混乱的情况中,经续明的推介,我为他办理手续来台的,来台就住在福严精舍。从四十五年一直到我离开善导寺,悟一始终是领导寺众,早晚上殿,一起饮食,不辞劳苦。寺里有了余款,在取得我的同意之下,就用来修饰房屋,添置必须的器具。总之,悟一年富力强,有事业心,在民国以来,以办事僧为住持的原则下,这不能不说是难得的人才!
   四十六年(五十二岁),我决定要往来于福严精舍及善导寺之间。精舍增建以来,我没有能与大家共住修学,身体好多了,不应该重提旧愿吗?但是,因缘是不由自己作主的。国历三月四日,章嘉大师圆寂,善导寺忙了一星期。接着(国历三月十三日起),善导寺启建了七天的观音法会。国历五月七日,去泰国出席佛元二千五百年的大庆典,便中访问高棉,一直到国历六月七日才回台。半年的时间,就这样的溜走了,我能不为之而惆怅吗?在泰国时,老学长道源赞叹我的福报大──善导寺呀,福严精舍呀……。我微笑说:「慢慢的看吧」!我对善导寺及出席国际会议,全无兴趣;加上了两种因缘,我定下了离开善导寺的决心。我觉得,那时离开使我不得宁静的善导寺,我内心可以对得住子老了!
   那两点因缘呢?
   1、四十四年冬天(我在病中),日本仓持秀峰等,护送玄奘大师的舍利来台;子老就与仓持等有了联系,要送演培去日本,进行演培去日本的手续。子老曾不止一次的说:希望能得到当局的支持,派四、五位青年法师去日本。做什么?当然是联系日本佛教界,反对共匪了。为了反共复国,这当然是对的。然子老忠党胜于为教,如派圆明去日本,圆明离佛教而为党服务,他觉得也是很好的,从不曾为佛教的人才损失而可惜。纯为佛教而努力,子老也许觉得并不理想。他从不曾真正的为佛教着想,佛教的青年法师,到底还有多少人呢!林竞不失为忠厚的护法长者!他在无法推行中佛会会务而辞去秘书长时,曾慨叹为:「中佛会会务的困难,是将中佛会的任务,(不是佛教)看作政治的一环」。他说:「这不是那一位,在子宽主持的时代,就是这样了」。子老为演培进行手续,在我去泰国时,已大体就绪。然子老与演培,都不肯向我透露,生怕我会破坏了似的。既然这样的秘密进行,我偶然听到多少,当然也不好意思问了。子老是希望我为他维持善导寺的;而经常帮助我推行法务,相随十八年的演培,子老却要暗暗的送他去日本,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从泰国回来,演培才向我说明,希望能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我说:「这是义不容辞的,绝对支持。不过,希望以讲学名义去日本,要有讲学的事实而回来」。
   2、悟一是江苏泰县人。南亭法师是泰县首剎光孝寺的住持;悟一曾在光孝寺读书,是离光孝寺不远的一所小庙的沙弥。大寺与小庙,地位悬殊,所以过去的关系平平。悟一到了台湾,除与同戒又同学的新北投妙然,有良好的友谊往来外,平静的在精舍住了两年。自从到了台北,表现出沈着与精明。现在是善导寺监院,各方也就观感一新了。四十五年那一年,章嘉大师呈请中央,成立了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以南亭、东初为召集人。这一中国佛教的动态,暗示着派系的对立。当时,有「苏北人大团结」的酝酿。演培是苏北高邮人,也曾为「苏北人大团结」而团团转。从大陆来台的法师,苏北人占多数。上有三老:证莲老(天宁寺老和尚)、太沧老(金山和尚)、智光老(焦山老和尚,南亭法师的剃度师),三老是不大顾问世俗事的。三老下有二老,就是被尊称为「南老」的南亭法师,「东老」的东初法师了。长老是领导者,青年法师的团结,表现为『今日佛教』的创刊(这是四十六年的事)。『今日佛教』有八位(?)社委,地位一律平等,以表示团结,这是以悟一为主力而开始推动的。我从南港疗养院回来,慢慢的知道了这些。这一地方性的团结,与中佛会的整理委员会相呼应。
   悟一是沈着精明而有事业心的。从小出家,如老是依附平淡的,重学的,主张不与人(作权力之)争的我,虽然出家不是为了打天下,但到底是会埋没了他的才能的。自从到了台北善导寺,在「苏北大团结」中,倾向于苏北的集团利益(当然是为了自己着想)。对我与精舍,看来表面上还是一样,但我是深深的感觉到了。当时,为了整理中佛会,为了入党,子老、悟一、演培,正打得火热。我应该怎样呢!常住在善导寺,以法来约束一切,是可能的。要悟一履行诺言,一年到了回精舍去,也是不难的。想到了我的出家,我的来台湾,难道就是为了善导寺而陷于不可解脱的缠缚中吗?「苏北大团结」,等佛教会改选完成,难道就不会以我为对象吗?台北首剎善导寺,对我没有一些诱惑力,我还是早点离开吧!我与悟一是心心相印的,他是会知道的(子老与演培,当时都不明白)。不过,我没有损害他,正如以建立福严精舍名义,而割断了与净业林鹿野苑的关系一样。
   我以书面向护法会辞职。子老知道我决心要退了,就不免踌躇,请谁(为住持)来为他维持善导寺呢!他一再与我商量善导寺的未来人选。他提议福严精舍的三个人,我不能同意。最后我说:「要我提贡意见,那末南亭法师是最理想了。不说别的,最近在整理佛教会的关系上,你们也非常的协力同心」。子老不以为然,我说:「那末道安法师,这是赵炎老(恒惕)、钟伯老(毅,都是护法会的有力人士)所能赞同的」。他又不愿意,我说:「那末演培吧」!我的话,其实我是讥刺的。子老一心一意的,觉得演培在台湾,未免可惜而要送他去日本,瞒着我而进行一切手续。可是,他竟然会(白费种种手续,而)将演培留下,继任善导寺住持。在子老的心目中,去日本联络佛教界反共,还是不及为他维护善导寺的重要!我的住持名义,仅一年半,我是将善导寺交还护法会,我没有交给任何人。善导寺住持,演培是不适宜的。但父子之亲,有时还不能过分勉强,何况师生?有些事,说是没有用的,要亲身经历一番,才会慢慢理会出来。可是这么一来,我对善导寺的关系,断了而又未断,断得不彻底。因为在长老法师们看来,印顺交给演培,这还是印顺力量的延续。无论是顺的因缘,逆的因缘,一经成为事实,就会影响下去而不易解脱,因缘就是这样的。
   在四十六年(五十二岁)国历九月十五日,我正式离开了善导寺,心情大为轻松。当时我以什么理由而提出辞退呢?真正的问题,是不能说的,说了会有伤和气。我以「因新竹福严精舍及女众佛学院,需经常指导修学,以致教务寺务,两难兼顾」为理由。但就是这些表面理由,又成了逆缘,而受到相当程度的困扰。

十八、有关建筑的因缘

   建筑福严精舍以来,我主要有过四次的建筑──四十二年建福严精舍;四十三年冬精舍的增建;四十九年台北市的慧日讲堂;五十三年冬建的妙云兰若。说到建筑,要选择地点;筹划经费;即使包工,也要有监工的。这些,在我的回忆中,觉得有些因缘是难以思议的。
   说到地点,福严精舍的筹建是香港,地也置定了,款项也筹得差不多了(移在台湾的建筑费,主要是从香港带来的)。为了来台去日本出席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一时不能回去,只好移建在台湾的新竹,这是出乎意外的。而更意外的是:地也买了,工也包妥了,出境证也发了下来。所以无论是顺缘,是逆缘,只能说是我的因缘在台湾了。
   妙云兰若的建筑,是想觅地静修的。台中慈明寺主圣印介绍的北屯那块地,非常适宜,准备订约了,临时想到水的问题而作罢。在高雄郊区,也看定一块地,准备决定了,听说大水会淹没而停止进行。觅地,实在是不容易的!嘉义居士们自动来信,为我找到一块山明水秀的好地,要我到嘉义去看。我到嘉义去看,地在兰潭旁边,风景不错,但附近军眷多,可能会烦杂些。不知那位提议,苏祈财居士有一个果园,大家也就同去看看。果园(隔溪)对面,苏居士说:「这里,从前冈山玉明老和尚,曾在此静修;抗战期间,一位日本禅师也住过」。我向里面一望,阴森森的,杂树纵横,蔓草丛生,连片板也没有了。我说:「这里好」。偶然的经过,就这样的决定了。回忆起来,自己也说不出我到底看中了什么。我想,也许这块地有佛缘,与我有缘吧!
   说到筹集建筑经费,有些非常意外,连说出来也许有人会怀疑的,但确乎是事实。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冬,福严精舍要增建部分房屋。仅有台币壹万元的积余,其余不知向那里去筹措。我自己画了一纸平面图(大样而已),决定先去看一个人,并约一个人谈谈,再来切实进行。一个星期六上午,我从新竹到了台北市昆明街林慧力(慈航法师为他取的法名是「慈舍」)家。坐下来,他就谈起:「我告诉我的先生,我有两个师父。胖胖的师父(指慈航法师)福报大,我供养些穿的吃的就得了。瘦瘦的师父(指我)福报差,在新竹有几个学生,听说还住不下,我想要多少发心。我的先生说:好!乐捐三(或二,记不清了)万元吧」!我听得希奇,从怀中取出那张平面图说:「今天来正是为了这个呀」!这一因缘,是不可思议的!慧力与他的先生,关系早已非常疏远。最近忽而好些,有时来看看他。数月以后,移住新北投,这因缘怎么也不可能了!
   下午,到了善导寺。晚上,约见的人来了。我要约见的,是刘亮畴居士。我没有见过他,也没有知道他的家世与现况。去年冬天,印海到精舍来住,带来刘居士的供养美金壹百元,据印海说:刘居士常来善导寺借藏经,此外也不知道。当时我写信谢谢他,将近一年了,也没有联络。我为了增建,忽然想起了他。不过一向没有关联,也不存太大的希望。刘居士与太太──胡毓秀居士同来,我不会闲话,开门见山的说起为了事实需要,想有所增建。他就说:「随喜!随喜」!指他的太太说:「他也要发心多少」。他问我:「香港有可信托的人吗」?我说:「陈静涛居士是绝对可信的」。他没有说什么,只说:「明天晚上再来」。就这样的走了。星期日晚上,刘居士夫归俩又来了。拿出一张──应该是什么公司的股息单,两人都签了字,交给我,数目大约港币四、五千元。刘居士又说:「建筑费还不够,下次再供养一点」。后来,先后又交来台币,约值美金壹仟贰佰元。我的增建工程费,可以说,就在这出来的一天,就这样的解决了。这是可以求得的吗?是我所能想象到的吗?因缘实在不可思议!
   建筑工程的进行,是很麻烦的。我没有建筑经验,也没有兴趣与精神去监督工程,那怎么办?我竟每次不用自已操心,而且人都去了别处。回忆起来,也觉得希有。福严精舍的建筑在新竹,工程包妥,出境证也发了下来。我急着去香港,一切工程由一同寺玄深的监督而进行。包工包料,工程还算不错。到四十三年冬的增建,是购料包工。木材与水泥备妥了,工也包了,我就赶着去菲律宾。建材的管理与添购,工程的监督,由精舍的住众──悟一与常觉等负责。等到四月上旬回来,不但早已竣工,演培等都早已来住定了(精舍以后的增建,是常觉经手,不能说是我的建筑了)。台北市慧日讲堂的创建,我那时正一年一度的要去菲律宾,这可为难了。现在台北市议长林挺生先生的令堂,是归依我的,法名法观。讲堂的地,也是向林府购买的。由法观从旁劝发,林[火是]灶老居士──林议长的尊翁,答应为我负责工程的一切,建材,工人,以及佛龛、经橱、讲桌、水池、草坪,一起承担。在我去菲律宾后,对讲堂的构造,还代作局部的修正。讲堂是填土三尺,而磨石子没有少少裂痕,可见工程是很实在的。全部建费,大数捌拾万元,我是几元几角都结清了的。但一切由[火是]灶老居士负责代办,也是不可多得的因缘了!我感谢他,也为佛法的感召而欢喜!讲堂后来又有局部的增建,由黄营洲居士代为经营一切。妙云兰若在嘉义,我又人在台北,不可能监督工程。天龙寺住持心一,发心为我监工,一天去(工地)一次或两次,也真难为他了!我经手的建筑,都不用自己监工。有人说我福报大,我不承认,我就是没有福德,才多障多灾。建筑方面,是佛法的感应吧!也许在这点上,过去生中我曾结有善缘的。

十九、好事不如无

   台北慧日讲堂的修建,是我主动的要这样去做的。我没有随顺因缘的自然发展,所以引起了意想不到的、不必要的困扰。这又恰好与当时善导寺(与我断了而又似乎未断)的内部风波相呼应,增加了进行的困难。
   我与老学长道源去泰国,经一个月的共同生活,他有所感的说:「印老!你原来也是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的」。我说:「是的,你以为我喉咙会发痒吗」?我没有口才,缺乏振奋人心的鼓动力,对宗教宣传来说,我是并不理想的。我的对外宣讲,每是适应而带点不得已的。那为什么要建立慧日讲堂?我当时有一构想,佛教难道非应付经忏,卖素斋,供禄(莲)位不可!不如创一讲堂,以讲经弘法为目的,看看是否可以维持下去!我从不空言改革,但希望以事实来证明。而且,对精舍的学众,也可给以对外宣扬的实习机会。另一重要原因,是福严精舍在新竹,经费是依赖台北及海外的。海外不可能持久,而台北方面,福严精舍护法会,还依赖善导寺(住持是演培)而活动。然在我的观察中,善导寺的问题,不久就要到来(这在演培、续明他们,也许不会理解,所以他们也不大热心于建立慧日讲堂)。到那时,与台北信众的联系,将缺乏适常的地点。所以四十七年(五十三岁)冬,就与几位居士谈起,要他们先代找一块三、四百坪的地,等明年再进行筹建讲堂。我就到菲律宾度旧年去了。
   我是四十八年(五十四岁)八月七日(国历)回台湾的。在菲时,曾接到有关修建的两封信。一、精舍住持续明来信:国历四月四日,姜绍谟居士介绍一位徐(大使)夫人,来参加般若法会。他愿以台币拾万元,在精舍山上建一观音殿。续明不肯作主,说要问过老法师。二、曾慧泰来信:孙(立人)夫人张清扬居士,热心护法,将来建筑经费,想请他发心(据说:张清扬居士常去邻近的黄蕴德居士(法名慧度)家。谈起来,对现在的住处,也有些不满。对佛教,大有要护法而无从护起的感慨。慧度与慧泰、慧琦有往来,也就谈到了我,张清扬居士就说了几句好话。就这样,他们直觉的以为可护助我修建讲堂了)。我立刻回信:在现阶段(立人将军已退职),孙夫人是绝对不可能的。佛教界的内情,居士们不完全懂得!被苏北佛教界推尊为少老的张少齐居士,与张清扬居士结成儿女亲家,张清扬居士也就常住在张府。很早就一切尊重张居士,以张居士的意思为意思,这怎么可以直接向孙夫人筹款呢!这两封信,结果都引起了意外。
   我回到台北,曾慧泰与周王慧芬(法名法慧)居士,非常热心。但有些话,我是不便向他们说的,只是劝他们不要向孙夫人募化。他们竟自以为然,去张清扬居士处,请他为讲堂的建筑而发心。没有几天,张少齐居士主办的『觉世』,发表了消息,说得非常巧妙。大意是:印顺老法师有善导寺的大讲堂(我离去了善导寺,谁不知道呢),现又在台北筹建讲堂。老法师在菲律宾,有侨领供养美钞壹万元;某大使夫人也发心多少,老法师的福报真大!这一消息的反面意义,是:有了大讲堂,为什么要再建?要建,建筑费也足够了,不用再乐施。张居士真不愧为苏北佛教界的元老!演培与隆根见了这一消息,赶着去质问张居士,认为不应该如此破坏。张说:据马路新闻(传说),还不止这数目呢!两人无可奈何,气忿的来见我,我说:「你们去质问,根本就是错了」!这就是向张清扬居士募款得来的反应(还有与慧芬有关的无头信,可以不必说了)。
   所说的徐大使夫人,在危难中曾蒙观音菩萨的感应,所以要发愿建像供养。徐大使调部服务,见到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姜绍谟,知道姜居士现任中佛会常委,就把建观音殿的事,全权拜托,这才介绍到精舍来。我在八月初,约见了徐氏夫妇与姜居士,我建议要在台北建讲堂,如在讲堂中供一观音像,可有更多的人前来礼敬。当然,一切以姜居士的意思而决定(后送来台币五万元而了结此愿)。徐夫人曾说到:北投佛教文化馆向他建议:修一观音阁,附几个房间。这里风景好,可以来度假、避暑,预算约三十万元。后来,有人说我抢了别人的护法。唉!来精舍是那么早,我没有送礼,没有登门拜访,一切出于自愿,是我去与人争利吗?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出于我筹建讲堂的一念,否则就不会有这些不必要的干扰!其实,这只是小小的不如意因缘,更大的困扰,还在后面呢!唉!真是好事不如无!

二十、实现了多年来的愿望

   我到台湾来,有那么多的障碍,主要的症结,以住在善导寺为第一。脱离这是非场,是我经历了漫天风雨以来的最大愿望。四十六年(五十岁),我辞去了善导寺住持,这应该可以解决了吗?然李子老竟把演培留了下来,由护法会请演培任住持,这所以我对于善导寺,断而又似乎未断。脱离是非场真不容易!
   演培任住持,请悟一为监院;四十七年底,又邀悟一的好友妙然进善导寺为监院(二当家)。演培出国了两次,等到回来,早上已没有人上殿。演培一个人去敲木鱼、礼诵。演培与妙然不和,悟一却表示在两人之间。恰好善导寺收回了部分房屋,悟一大加修理,为了装置卫生设备,子老与悟一冲突起来。子老一向以不用钱为原则,实在有点过分!于是子老代表护法会,支持演培来对付监院。演培想得到护法会的支持而辞卸妙然,而子老有自己的目的,拟订了几项办法,主要是会计独立,想将经济从监院手中要过来。我回国不久,子老将办法给我看,又拿去给护法会的护法看。又回来对我说:「我告诉大家,导师(指我)也看过了」我当时问他:「导师说什么」?子老答:「不加可否」。
   还有,我辞退了,子老留演培任住持,演培是没有经济观念的。我为了十八年来的友谊,不能不对子老说(对演培说,他是不会懂的):「此次从泰国回来,发见帐目有了变动。过去有了积余,将款存出去时,就明白的在帐上支出,存在什么地方。而现在帐上,悟一将一切外存都收回了。帐上只是结存台币多少万,而不明白这些钱存在何处」。我当时说:「现在钱是不会错的(我交卸时,一一交清),但这一写帐方法,你应该知道可能引起什么问题的」。子老说:「我知道,我会看住他」。子老那时,为了入党,为了佛教会(整理委员会)……大家好得很。他是护法会的住寺代表,他到底看住些什么?等到与悟一闹翻,要会计独立,才把我的话提出来,对台中慎斋堂主说:「导师也说悟一的经济有问题」。话立刻传入悟一耳中,当然对我不愉快。子老老了!不知「导师说」到底有多少分量,而只想一再的加以运用。
   会计制度被破坏而建立不起来。四十九年,演培又增请隆根任监院(三位了),但也不能有什么用。到此时,一件事──我一直怀疑的事,终于明白了。隆根是我任住持时,经悟一建议而邀来台湾的。四十六年(五十二岁),我请隆根任副寺,也就是协助监院。隆根并不负责,悟一也没有说什么,这现象是离奇的,到底为了什么呢?在善导寺纠纷中,隆根支持演培,内情才传说出来。原来,悟一是请隆根来任监院的,隆根也以任监院的名义而离开香港。但到了台湾,竟然不是监院,这难怪行动有点不合常情了。在这些上,充分明白了悟一的雄才大略。他自己是监院,就会不得我(住持)的同意而去香港请监院,他早在为他的未来而布局,当时我虽不明白一切内情,而早就深刻的直觉得不对,但我可以去向谁说呢!
   善导寺纠纷的本质,事件发展的趋势,我自以为认识得非常彻底,不存任何幻想。可是,四十九年(五十五岁)春天,我的忽然一念无明,几乎脱不了手。一直闹得不可开交,总不是办法呀!我忽然想起,就与悟一等(善导寺全体僧众)谈起我的构想,一个息除诤执的方案。当时,悟一听了也觉得满意,说自己是有人性的,也就是不会忘记这番好意的。于是由护法会推请证莲老与我商酌,拟订方案。主要为,一、多请几位长老为导师:住持不能任意辞退监院,要得多数导师的同意。反之,如多数认为处事不善而应加罢斥,监院也不能赖着不肯走。这是住持与监院间的制衡作用。二、大家分工合作:我那时在菲岛,与性老拟订的方案,想引用到善导寺来。监院既有了三位,那就一主事务、一主财务、一主法务,大家分工合作。想不到方案一经提出,竟引起了一片骂声。问题是:总揽事务的,就不能主管经济;要主管经济,就不能总揽事务。悟一到底是聪明的,大概想通了,这是与自己的权力有碍的。好在有护法陈景陶居士出来,抗论了一下,我与证老才从纠纷中脱出来。事后回忆起来,想不通自己为什么又忽而愚痴,这大概就是人性一面,在明知其不可能,而又多少存点侥幸心吧!
   子老只为他的善导寺,决不为别人着想。他要演培来问我,能不能将慧日讲堂的建筑费,用来修建善导寺的大讲堂(演培那时可能也有这种想法的)?演培在年底,还邀悟一去精舍,希望能解释误会。演培对悟一存有幻想,竟忘了苏北长老的话:「演培法师!你不要听李子老的话,与印老远离一点,我们拥护你做青年领袖。否则,苏北人没有与你做朋友的」!这要到我的方案被反对,续明的『佛教时论集』被密告,演培这才渐渐的绝望了。我要去菲律宾时说:「你三年的任期圆满,可以辞退了」!
   演培辞退了,由谁来为子老护持善导寺呢?四十九年秋,由护法会礼请闽院学长默如住持。晋山那一天,监院就当众叫嚣诃斥子老。子老这才住入医院,尽其最后的努力。子老拟了以善导寺为中国佛教活动中心的提案,经最高当局核可。然后由中央党部,内政部等五单位,共同作成行政处分,交由中国佛教会、台北市政府执行。好在中国佛教会帮忙,悟一又着实努力一番,方案也就被搁置了。我从菲律宾回来,子老将情形告诉我,并且说:「我是胜利了。至于能否执行,那是政府的事」。有政治经验的人,到底是不同的。假使是我,那只有承认失败了。
   默如又不得不辞退了。五十年夏,由护法会礼请道安法师住持,以尊重二位监院的确定地位为前提。从此子老也从事实经验中,知道了悟一的确能干,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于是放下一切,一切由悟一去处理,也就相安无事,恢复了两年前的友善,在善导寺过着宁静的晚年。道安法师渐渐少来了,不来了,很久很久,一直拖到五十六年冬天,才由子老向护法会推介,礼请悟一为住持。纠纷,是很不容易安定的。远些说,从我来台湾,住入善导寺开始。至少,在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年──二年多的艰苦斗争,到此才可以告一结束。我自从离开善导寺,与善导寺的内部纠纷,已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多少还要被子老与演培牵涉到。等到演培辞退,我多年来的愿望,才真正的实现了!
   子老近来写了一部『 百年一梦记 』,别的事情,倒还记得清楚,独对二年多为善导寺的护法奋斗,竟没有说到。子老毕竟老了!老年人是容易忘记近年事的。如挂在善导寺门口,那块海潮音月刊社的招牌,也在纠纷中被拿下来而不知丢到那里去。而一经和好如初,子老还想请悟一来共同保管海潮音的基金呢!子老毕竟是老了!
一九 内修与外弘
   「内修,还是外弘」?记得演培曾一再问过我,这应该是反应了共住者的意见。回忆起来,只是惭愧,我是矛盾、困惑于内修外弘而两不着实。
   到台湾以前,我依附学团,始终与共住者过着内修的生活,极为轻松。到了台湾,住进善导寺,为事实所迫,不得已而为信众们讲经说法,可说开始了外弘的生活。外弘,不是我所长的,而就子老的善导寺来说,不只希望你讲经说法,主持法会,还希望你能写反共文章(演培曾写一个小册子),写向匪区的广播稿(演培写了些)。如有佛教的国际活动,你就去代表出席,这也是子老善导寺的光荣。四十六年(五十二岁)夏天,出席泰国的佛元二千五百年庆典,我一直推说身体不好。我在新竹,接到子老从台北来信:为了代表出席,星期乂某人要来,你决不能说有病。结果,人没有来,而我已被推派为代表。代表只有二人,甘珠尔瓦与我,其余的是观察员。我到了台北,道安法师说:「你去不去?不去,得赶快辞呀」!我只苦笑了笑。我无意占去代表的一席,但我说要辞,会怎样伤害子老呢!在这些上,我不能满足子老的要求,我比演培差得多了!
   福严精舍于四十二年九月成立,成一独立学团。子老见我有了负担,每星期还要往来,所以计算了一下,每月供养导师三百五十元。直到四十三年底,还只有唯慈、印海、悟一、常觉──少数人。精舍的生活,除三百五十元外,凭讲经、主持法会(每次三百元),信众多少供养而维持。那时,我与精舍的经济是不分的、我建筑了关房,早有离去善导寺的决心。明(四十四)年住众要增多到十五、六人,真是好事,但生活将怎样维持!年底,应性愿老法师的邀请,去菲律宾弘法。将回台湾时,与瑞今法师商量,得到他的支持,愿意代为筹措生活费三年,这是我所应该感谢的!那年六月,演培在善导寺成立了福严精舍护法会,善导寺护法会也每月乐助壹千元(导师的供养三百五十元,从此取消)。从此,福严精舍的经济独立。我应该领导内修了吧,但是病了。一直到四十六年(五十二岁)秋天,才离开善导寺而回到福严精舍。
   演培住持善导寺,仁俊在碧山岩,常觉而外,仅续明在精舍掩关(就是四十四年修的那个关房)。在台湾来共住的,有印海、妙峰、幻生、正宗、通妙,及几位年青的,中年出家的(如法融等)。当时成立了「新竹女众佛学院」,所以一面自己讲(曾讲『法华经』等要义,及『楞伽经』);妙峰、印海等也在女众院授课,希望能教学相长。四十七年夏天,我又去了菲律宾。回来,就推续明住持精舍。对内的领导修学,也就由续明负责了。我那时有一想法──还是为了福严精舍,在台北成立慧日讲堂。希望精舍与讲堂,能分别的内修外弘,相助相成,可以长久的维持下去。讲堂的建筑费,半数是从马尼拉筹来的,这都得力于妙钦,尤其是广范热心推动的功德。现在回忆起来,后人自有后人福,何必想得那么远呢!
   对外弘,善导寺那段时间而外,慧日讲堂三年多,也着实讲了些经论,听的人还不算少。对内修,在台湾十二年(四十一年秋──五十三年春),我没有能尽力,除了病缘、事缘,主要是:从前那样热心的与同学共同论究,是有几位于佛学有些基础,能理会我所说的有些什么特色。在这些上,引起了大家为佛法的热心。在台湾呢,有的年龄大了,有了自己的倾向;有的学力不足,听了也没有什么反应;有的因为我的障碍多,不敢来共住。这样;我虽也多少讲说,而缺乏了过去的热心。
   圣严来看我,说:「老法师似乎很孤独」。「也许是的」。我以「东方净土发微」为例,他说:「新义如旧」。是的!说了等于不说。没有人注意,没有人喜悦,也没有人痛恨(痛恨的,保持在口头传说中)。他问我:「掩关遥寄诸方中说;时难感亲依,折翮叹罗什,是慨叹演培、仁俊的离去吗」?我说:「不是的,那是举真谛(亲依)、罗什,以慨伤为时代与环境所局限罢了」。我想,如现在而是大陆过去那样,有几所重视佛学的佛学院,多有几位具有为法真诚的青年,我对佛法也许还有点裨益。虽然现在也有称叹我的,但我与现代的中国佛教距离越来越远了。有的说我是三论宗,有的尊称我为论师,有的指我是学者,让人去称呼罢!
   学佛法的(男众)青年,是那样难得!演培曾有去香港邀约的建议,这在别人是可以的,但经历了漫天风雨的我,是要不得的。旧有的几位,年龄渐渐大了,自然也有各人的因缘。妙峰去了美国,正宗去了菲律宾。续明在灵隐寺,有十几位年轻的台籍学生(还有几位是从军中退役下来的);三年后,又在精舍成立福严学舍。但在续明的经验中,似乎福严学舍没有灵隐佛学院时代的理想。其实,这不是别的,只是年龄长大,不再是小沙弥那样单纯了!人越来越难得,精舍的少数人,常觉曾应仁俊同净兰若的要求,一再的推介过去,似乎也渐渐的走了。
   我逐渐的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环境。不可思议的因缘,启发了我,我在内修与外弘的矛盾中警觉过来,也就从孤独感中超脱出来。所以说:「古今事本同,何用心于悒」!五十三年(五十九岁)的初夏,我移住嘉义的妙云兰若,恢复了内修的生活,但那是个人的自修。我偶然也写一些,又把它印出来。但没有想到有没有人读,读了有没有反应。我沈浸于佛菩萨的正法光明中,写一些,正如学生向老师背诵或覆讲一样。在这样的生活中,我没有孤独,充满了法喜。
   这样的内修,对佛教是没有什么大裨益的。内修要集体的共修,仁俊曾发表「办一个道场,树百年规模」的理想。我惭愧自己的平凡,福缘不足,又缺少祖师精神,但热望有这么一位,「办一个道场,树百年规模」,为佛教开拓未来光明的前途!

二十一、内修与外弘

   「内修,还是外弘」?记得演培曾一再问过我,这应该是反应了共住者的意见。回忆起来,只是惭愧,我是矛盾、困惑于内修外弘而两不着实。
   到台湾以前,我依附学团,始终与共住者过着内修的生活,极为轻松。到了台湾,住进善导寺,为事实所迫,不得已而为信众们讲经说法,可说开始了外弘的生活。外弘,不是我所长的,而就子老的善导寺来说,不只希望你讲经说法,主持法会,还希望你能写反共文章(演培曾写一个小册子),写向共区的广播稿(演培写了些)。如有佛教的国际活动,你就去代表出席,这也是子老善导寺的光荣。四十六年(五十二岁)夏天,出席泰国的佛元二千五百年庆典,我一直推说身体不好。我在新竹,接到子老从台北来信:为了代表出席,星期x某人要来,你决不能说有病。结果,人没有来,而我已被推派为代表。代表只有二人,甘珠尔瓦与我,其余的是观察员。我到了台北,道安法师说:「你去不去?不去,得赶快辞呀」!我只苦笑了笑。我无意占去代表的一席,但我说要辞,会怎样伤害子老呢!在这些上,我不能满足子老的要求,我比演培差得多了!
   福严精舍于四十二年九月成立,成一独立学团。子老见我有了负担,每星期还要往来,所以计算了一下,每月供养导师三百五十元。直到四十三年底,还只有唯慈、印海、悟一、常觉──少数人。精舍的生活,除三百五十元外,凭讲经、主持法会(每次三百元),信众多少供养而维持。那时,我与精舍的经济是不分的、我建筑了关房,早有离去善导寺的决心。明(四十四)年住众要增多到十五、六人,真是好事,但生活将怎样维持!年底,应性愿老法师的邀请,去菲律宾弘法。将回台湾时,与瑞今法师商量,得到他的支持,愿意代为筹措生活费三年,这是我所应该感谢的!那年六月,演培在善导寺成立了福严精舍护法会,善导寺护法会也每月乐助壹千元(导师的供养三百五十元,从此取消)。从此,福严精舍的经济独立。我应该领导内修了吧,但是病了。一直到四十六年(五十二岁)秋天,才离开善导寺而回到福严精舍。
   演培住持善导寺,仁俊在碧山岩,常觉而外,仅续明在精舍掩关(就是四十四年修的那个关房)。在台湾来共住的,有印海、妙峰、隆根、真华、幻生、正宗、修严、通妙,及几位年青的,中年出家的(如法融等)。当时成立了「新竹女众佛学院」,所以一面自己讲(曾讲『法华经』等要义,及『楞伽经』);妙峰、印海等也在女众院授课,希望能教学相长。四十七年夏天,我又去了菲律宾。回来,就推续明住持精舍。对内的领导修学,也就由续明负责了。我那时有一想法──还是为了福严精舍,在台北成立慧日讲堂。希望精舍与讲堂,能分别的内修外弘,相助相成,可以长久的维持下去。讲堂的建筑费,半数是从马尼拉筹来的,这都得力于妙钦,尤其是广范热心推动的功德。现在回忆起来,后人自有后人福,何必想得那么远呢!
   对外弘,善导寺那段时间而外,慧日讲堂三年多,也着实讲了些经论,听的人还不算少。对内修,在台湾十二年(四十一年秋──五十三年春),我没有能尽力,除了病缘、事缘,主要是:从前那样热心的与同学共同论究,是有几位于佛学有些基础,能理会我所说的有些什么特色。在这些上,引起了大家为佛法的热心。在台湾呢,有的年龄大了,有了自己的倾向;有的学力不足,听了也没有什么反应;有的因为我的障碍多,不敢来共住。这样;我虽也多少讲说,而缺乏了过去的热心。
   圣严来看我,说:「老法师似乎很孤独」。「也许是的」。我以「东方净土发微」为例,他说:「新义如旧」。是的!说了等于不说。没有人注意,没有人喜悦,也没有人痛恨(痛恨的,保持在口头传说中)。他问我:「掩关遥寄诸方中说:时难感亲依,折翮叹罗什,是慨叹演培、仁俊的离去吗」?我说:「不是的,那是举真谛(亲依)、罗什,以慨伤为时代与环境所局限罢了」。我想,如现在而是大陆过去那样,有几所重视佛学的佛学院,多有几位具有为法真诚的青年,我对佛法也许还有点裨益。虽然现在也有称叹我的,但我与现代的中国佛教距离越来越远了。有的说我是三论宗,有的尊称我为论师,有的指我是学者,让人去称呼罢!
   学佛法的(男众)青年,是那样难得!演培曾有去香港邀约的建议,这在别人是可以的,但经历了漫天风雨的我,是要不得的。旧有的几位,年龄渐渐大了,自然也有各人的因缘。妙峰去了美国,正宗去了菲律宾。续明在灵隐寺,有十几位年轻的台籍学生(还有几位是从军中退役下来的);三年后,又在精舍成立福严学舍。但在续明的经验中,似乎福严学舍没有灵隐佛学院时代的理想。其实,这不是别的,只是年龄长大,不再是小沙弥那样单纯了!人越来越难得,精舍的少数人,常觉曾应仁俊同净兰若的要求,一再的推介过去,似乎也渐渐的少了。
   我逐渐的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环境。不可思议的因缘,启发了我,我在内修与外弘的矛盾中警觉过来,也就从孤独感中超脱出来。所以说:「古今事本同,何用心于悒」!五十三年(五十九岁)的初夏,我移住嘉义的妙云兰若,恢复了内修的生活,但那是个人的自修。我偶然也写一些,又把它印出来。但没有想到有没有人读,读了有没有反应。我沈浸于佛菩萨的正法光明中,写一些,正如学生向老师背诵或覆讲一样。在这样的生活中,我没有孤独,充满了法喜。
   这样的内修,对佛教是没有什么大裨益的。内修要集体的共修,仁俊曾发表「办一个道场,树百年规模」的理想。我惭愧自己的平凡,福缘不足,又缺少祖师精神,但 热望有这么一位,「办一个道场,树百年规模」,为佛教开拓未来光明的前途!

二十二、半天课

   在台湾,为了不忍出家僧尼的失学,曾有过两次的「半天课」,但都因此而引起一些意想不到的困扰。不能怪别人,应该是由于我的不善处事吧!
   四十四年(五十岁):智性长老在宝觉寺传戒,演培代表我去参加戒会。下年春,两位年青的新戒比丘──能学与传谛,来住福严精舍。精舍那时是典型的学团,我虽略有讲说,而主要是自己阅读研究。这两位新戒,没有佛学的基础知识,怎能自修呢!我与精舍同人商议,请法师们发心,于四十五年下学期起,为他们二人每日讲半天──两节课。这样,「半天课」就开始了。消息传出,新竹年青的尼(或准备出家的)众,有六、七人来旁听,威仪与程度也还不错。演培与一同寺玄深谈起,尼众无缘进修佛法,太可惜了!这样的激发、鼓励,「新竹女众佛学院」,就于四十六年秋,在一同寺成立了。我与演培负正副院长名义;学院的教师,由精舍法师们负责;住处及经济生活,由一同寺负责。(后来感觉到:学生要有女众来领导,才邀香港的黄本真来台,负监学的责任)。学院成立,我要离开善导寺的因缘也成熟了。我向善导寺护法会辞职,不能说内心的真情,而说「因新竹福严精舍及女众佛学院,需经常指导修学,以致教(育)务(善导)寺务,两难兼顾」。就这样,引起「相当程度的困扰」。台北的信徒们,当然希望我长在台北,这才能多多听闻佛法。而玄深的作风,有几位女信徒,并不赞同他,所以我离台北而回新竹的辞职理由,有人竟说我「一心一意为尼姑」了!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但因此引起少数信徒与玄深间的磨擦,使我为难!
   四十六年冬,学院中有一位孙姓的学生要出家,玄深劝我为他剃度,我以没有女众的道场来推辞。他说:「将来住在一同寺好了」。我就这样的为他落发,取名慧瑜。我在大陆出家来二十多年,都住在男众的道场。到了台湾,为了觅地建筑,才往来女众的一同寺,对台湾佛教广大的女众(出家的与斋姑),没有什么了解。第二学期,为了服饰与威仪,学生以出家尼众为限;这样,学生有五、六人出家了,我也收了慧理出家。后来,本真也剃度了,名慧莹。其实,我没有尽到对弟子的义务。我住在福严精舍,四十七年(五十三岁)起,每年去菲律宾三、四月。从我出家的弟子,与一般学生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四十九年(五十五岁):夏季,新竹女众院已三年要毕业了。那时,我有一意见:尼众教育,最好由尼众来主持,可以更为理想。如办一高级班,培养几位能领导、教学的尼众,而比丘在必要时从旁协助,那不是可以实现这一理想吗?玄深也相当同意,只是一同寺要进行建筑,无法兼顾,所以热心的介绍到台北的平光寺,这是他师兄的道场。四十九年底,台北的慧日讲堂也落成了,精舍的法师,有几位去台北,所以玄深的建议,倒不失为可行的办法。这样,慧瑜等就去平光寺住;慧瑞、慧钰也剃度而住到平光寺去。在高级班的筹备进行中,觉得住持没有受过尼众教育,可能在见解上不易融洽,所以我不再主动推进而停止下来。
   高级班不办了,那慧瑜他们也不宜这样长住下去了。当四十五年我的肺病沉重时,台北(主要是台湾)的少数信徒,买下临沂街的一所静室,供养我作休养的场所。现在长住慧日讲堂,身体也好多了,所以将临沂街的静室出售,转购离慧日讲堂不远,建国北路的一楼一底:慧瑜他们也就移到这里来住。早晚课诵,经济生活,都自立而与讲堂无关。那时的慧日讲堂,是名符其实的讲堂。一年的四季(晚上)讲经,短也在半月以上。一年三次法会,星期日共修,都有开示。住在建国北路的慧瑜他们,当然会按时来讲堂参加。他们白天,都住在建国北路。我忽然想起:他们的程度,还不能自己阅读进修,整天无事,可能烦恼会多些。不如在讲堂里,上午开两节课,让他们能多多充实佛法。这样,第二次的「半天课」又开始了。佛法,由讲堂的法师主讲,并请一位叶老师教授国文。开班以后,除慧瑜他们外,还有二、三位信女来旁听,这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吧!
   我依佛法的立场,创建福严精舍与慧日讲堂,不是看作自己私有的。我有「内修外弘,两不着实」的感觉,决定三年后退位,另选讲堂住持。精舍与讲堂,我当然可以长住的,但建国北路,决不是慧瑜他们久住的地方,所以我有为他们建一清净的小型精舍的构想。而且,我是出家于普陀山的福泉庵,为时局所限,不能回去探望,下如称之为福泉庵,以纪念师恩。这一决定,托曾慧泰居士等代为择地,终于在银河洞附近,费了十万余元,购得一处附有农田的山地,非常清净,这应该是很理想的。
   地买定了,有慧观乐助伍千元。我提到建筑福泉庵,大陆来台的女信众,都没有表示;新竹精舍的法师,也有不同意的。我警觉而加以探究,大概年轻的女尼,不懂得处世应对,不能得到信徒的好感。特别是「半天课」以来,不论白天、晚上(讲经时间),信众来讲堂,建国北路的几位女尼早已来了。讲堂的比丘法师不多,信徒们可能有男女众杂处的感觉。为了这,五十二年(五十八岁)二月初,召集了一次七、八人的集会,也有新竹法师来参加。在会谈中,竟引出一件意外的信息。四十八年秋天,为了慧日讲堂的建筑,我与演培在平光寺,聚集了十多位信众来商议。末了,演培起来说:「慧泰与慧教,年高而不能太辛苦了。筹款的事,台湾信徒,希望李珠玉;大陆来的信徒,希望周王慧芬,多多发心联络推动」!这原是我体谅年高者的意思,但引起了误会。慧泰提出了这番旧话说:「自己年高而没有用了」!我问:「那为什么这样热心的为我找觅建地呢」(不买地岂非就没有事)?他说:「师父交待我,我当然要去做呀」。我理会到多方面的问题,所以说:「我尊重大家的意见,福泉庵不再建筑了。建国北路方面,过了二月十九的观音法会,决定解散」。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慧瑜他们知道了,当然心情苦恼,到那里去呢?大家集体同行,(杨白衣介绍)借住台南的菩提寺;约四个月后,又移住赤崁的净华寺,以后才渐渐分住了。我听了玄深的话,开始收女众为徒,自己不能多教导,让他们自立。回想起来,总有一番懊悔,也有一番歉意!
   建国北路(房屋后来卖去,在嘉义建妙云兰若)的人事解决了,但银河洞那边的这块地,怎么处理呢!我想:买地的钱,是我拿出来的,但这到底是以前信众供养的,我还是结个善缘吧!谁要在那边建佛院,我就无条件的给他。首先,乐观长老要建一道场,我带地去看地,并把所有权状交给他。只要他决定在那边兴建,我就办赠与手续。但后来,乐老觉得路小而又上高坡,运费倍增,自己无力兴建,将所有权状还我了。五十四(或五)年,慧琳去海会寺安居,认识了明彻,两人情投意合,想建一精舍,好好修行。慧琳与明彻来见我,希望我赠给他们。我同意了,他们就在那边山坡上,建立妙慧精舍。二人的风格很特殊,在漫长的二十年中,不收徒弟,也没有什么信徒。到了晚年,两人忽而意见纷歧,纠缠不清。唉!如没有佛法的正见、正信,也许会说:这块地是使人一直困扰的地呀!

二十三、游化菲律宾与星马

   我来台湾以后,曾去过日本、泰、高棉、菲律宾、星加坡、马来西亚。日本与泰(及高棉),是去出席佛教国际会议的集体行动。所以说到出国游化,那只是菲律宾与星、马了。
   去菲律宾的因缘,主要是妙钦的关系。四十一年冬,性愿老法师就托施性水等来邀请。到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底,我才初次到了菲律宾的马尼拉。那时,妙钦去锡兰深造,我是住在华藏寺。正月中,曾在信愿寺(七天)、居士林(三天)说法,听众还能始终维持。居士林的施性统、刘梅生居士,邀我去南岛弘法。曾在宿务、三宝颜、古岛、纳卯说法。在宿务──华侨中学操场的晚上说法(三天),听众最多,这是吴陈慧华居士(一般人称之为「屋婶」)的号召。我来往宿务,就是住在吴府的。慧华是极虔诚的一位善女人,在宿务有良好的声誉。南岛的一月,正是热季,多少辛苦了些(回来病就渐渐重起来)。但宿务的说法因缘,有一意外收获,那就是慧华与梅生共同发起了创办普贤学校。后来,唯慈在那边服务了十多年。
   四十七年(五十三岁)夏天,我又到了马尼拉,正宗同行。那时,妙钦已经回菲了。这一次,是为性老讲经祝寿而去的。菲律宾的佛教,由性老开化,时间还不久。僧众少而又是都从闽南来的,还保有佛教固有的朴质。我那时的印象,菲岛的佛教,是很难得的。信愿寺自性老退居以来,由瑞今法师任住持,也好多年了。那时已向性老辞退,而寺务还在维持。性老在郊区,又另建华藏寺。性老有二寺合一的构想,合一应该说是好事,但信愿寺住持还不曾解决,二寺联合的住持,应该更难产吧!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被推为二寺的联合上座(住持)。我不是闽南人,在我的心目中,这里的佛教,总是要闽南大德合力推动的。我只能看作机器的润滑油,偶然一滴,希望能顺利的推行下去。从四十八年到五十年,我都来菲律宾一趟。弘法是虚名,对寺务──二寺合一的工作,也因人少而仅有形式。如要说做些什么,那只有促成能仁学校的成立了。瑞今、善契、如满、妙钦诸法师,都热心的想成立一所学校,由信愿寺来支持。对于办学,性老是从来不反对的。但闽南的法师们,似乎非常的尊敬前辈,没有性老肯定的一句话,也就不敢进行而一直延搁下来。我觉得,这是容易的,一切齐全,只缺一滴润滑油而已。我以「大众的决定」为理由,向性老报告,性老也没有话说,能仁学校就这样的开始进行。学校成立以来,信愿寺全力支持,由妙钦去亲自指导,听说已由小学而办中学了。我应性老的邀请而往来菲岛,并不能符合性老的理想。而对妙钦的良好建议,我也没有能实行。回忆起来,好似有什么亏欠似的!
   五十七年(六十三岁)冬天,我去了星、马。星、马,我应该早就去了的,特别是四十七年,星、马的佛教同人,知道我到了马尼拉,就联名来邀我,我也准备去了,但结果没有去。因为,一、我早有去星、马的可能,但有人忠告我:星洲的政治情况复杂,千万不要去,以免再引起不必要的困扰。这次,我是决心不管这些而要去了。但星洲政局,恰在这时候变化,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胜利了;那时是联共的,连党名也加上「人民」字样。趁这个时候赶着去,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合时宜。二、金门炮战发生了,我身居海外,觉得情况严重,我应该回国与大家共住。其实台湾的人心,非常安定。就这样,我临时改变了主意,对星、马佛教同人的那番热心,我非常抱歉,这也许因缘还没有成熟吧!
   五十七年(六十三岁)冬,演培在星洲成立般若讲堂,定期举行落成开光典礼,请我去开光。我那时身心渐衰,已失去了游化的兴趣。但演培一次一次的函请,我一定不去,以过去的友谊来说,似乎不好意思了。去吧!就约常觉也去。
   在星、马,有的是厦门相识的道友,如广洽、广义、常凯、广周、广净、广余……;本道是戒兄;优昙与竺摩是老同学;胜进与明德法师,曾多次通信,而对我作道义上的鼓励。般若讲堂的演培、隆根,那是不消说了。印实师弟而外,还有慧圆、慧平等前年(五十五年)来台湾依我出家的好几位弟于。我一向是平淡的,无事不通信的。大家相识而没有过分亲密,也就没有什么大障碍。所以星、马的游化,在平和的情况下,到处受到亲切的招待。
   这次在星洲,主要为五十八年正月,星洲佛教总会为我安排的,假座维多利亚大会堂的两天讲演,讲题是:「佛法是救世之仁」。又在弥陀学校说法。我去了印实为纪念先师而成立的清念纪念堂,又去了先师旧住的海印寺。曾在般若讲堂,举行了几次归依。陈爱礼女士,也就在这一期间,归依并受了五戒。这次在星洲,见到了闽南长老转岸老和尚,见面时异常的亲切。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总会会长宏船法师,恰在病中疗养,没有能作多多的晤谈。
   本道戒兄为我办好了手续,我就从星洲去马来西亚,首先到了槟城。这是一个有名的花园都市,风景优美,我就住在竺摩法师的三慧讲堂。在讲堂讲了一部『心经』,也曾在菩提中学讲演。由此到怡保,晤见了胜进与宗鉴法师。然后上气候凉爽的金马仑;本道老要在这要开建大道场。陪我从金马仑下来,到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见到了镜盦法师。普陀山鹤鸣庵广通老和尚派下的盛慧,那时已老病龙钟(与我是亲房同辈),也难得的见到了。然后到马六甲,会到了对佛教有能力、有热心的金明、金星两法师。又经麻坡,峇株巴辖而回到了星洲。在怡保、吉隆坡、巴生、马六甲、麻坡,都有一次或两次的演讲,只可惜我的语言不能畅达。近一个月的时间,经这么多的地方:访问、应供、讲话、长途汽车旅行,我的身体竟然维持了下来,我也有点感到意外了!
   在星洲时,广义法师提议,愿意为我发起筹措出版的费用:印实也要举行法会,以法会的所得,为我作出版印刷的费用。我觉得,在星洲受到佛教同人太多的优待,而自己不曾能在此多结法缘。这么做,会被误会是为了化缘而来的,所以我辞谢了。我深感二位对我的好意!
   有人问我:你是浙江人,为什么从一位福建老和尚出家?我也觉得因缘是微妙的。现在回忆起来:师父是闽南人,师弟(还有徒弟厚学)也是闽南人。自己到闽南来求学,也一再在闽院讲课。而妙钦、妙解、常觉、广范、广仪、正宗,都是闽南人,而有过较长时间的共住,而我所游化的,是菲律宾(五次)及星、马,也是以闽南大德为主的化区。我虽不会与人有交往的亲密,而到底也有了这么多的道友。一切是依于因缘,我想,也许我与闽南有过平淡的宿缘吧!

二十四、有缘的善女人

   来台湾二十年,有缘的人不少。有缘,不只是欣喜,而也会苦恼的。佛法说:「爱生则苦生」;为了爱护,或过分的热心,……也会引到相反的方向。因缘,原来就是有相对性的。善男子当然也不少,而所以要写几位有缘的善女人,那因为在来台二十年中,留下一些难得回忆的因缘。
   一、慧泰:在我来台湾不久,住在善导寺。一天傍晚,我忽然走向大殿,看看流通处(大殿西南角)。一位五十来岁的太太,衣着朴素,行动缓慢的进寺来。礼了佛,问旁人:香港来的法师,是在这里吗?有人就为他介绍,向我顶礼。看看时间不早,说:「我明天可以来请开示吗」?我说:「可以」。他就缓慢的走了。他的面容憔悴,神情忧郁而极不安宁。我想:世间真是多苦的世间。
   他再来时,说自己姓曾,过去是办教育的。为了学校,曾请政府依法惩处不法者。但他的爱女,忽然卒病死了。这是他的罪恶,害死了他的爱女。为了爱念女儿,就悔恨自己的罪恶,在爱而又悔的苦恼中,不能自拔,问我有没有救度的方法。我为他略示佛法的因果正理:为维护教育而依法惩处,即使执法者过严,也不能说是你的重大罪恶。死亡的原因很多,但依佛说,决没有因父母而使儿女病死的道理。夫妻也好,父母与儿女也好,都是依因缘而聚散的。如因缘尽了,即使没有死,也可能成为仇人或路人一样。经过几次开示,神情逐渐开朗而安宁起来。后来归依了我,法名慧泰。我从不问信徒的家庭状况,到第二年(四十二年)初夏,才知道慧泰是立委曾华英。
   慧泰的个性很强。慧泰对我,对精舍,特别是对仁俊,可说爱护备至,一直到现在。但也许护法的过于热心,也不免引起些困扰。好几年前,幼儿有病,使他非常的困恼。广钦和尚劝他逃,慧泰问我,我说:「有债当还,逃是逃不了的」!他终于坚忍的支持下来。最近,情况好转,应该是业尽障消的时候了!
   二、慧教:这是一位青年就学佛的,勤劳俭朴,多少能为信众们介绍佛法的善女人。他原是月眉山派下,法名普良,沿俗例也有徒众。他大概是在基隆归依我的,法名慧教。后来移住到台北,往来也就多了。他有领导信众,主持道场的热心,所以读了我的「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觉得非常好。在慧日讲堂的筹备中,他非常热心,与慧泰也谈得来。福严精舍是为法师们建的,慧日讲堂是为在家弟子建的。这与成立讲堂的意趣,不完全相合,所以热心听法,而多少要不免失望了!
   三、宏德:五十二年(五十八岁)秋天,苏慧中居士(也是一位难得的善女人)陪他来听经,首先有一条件,只听经,不归依。我对慧中说:「讲经是为了大家听法,好好听就得了」。每次来听,都有儿女相陪。来了就听,听了就去,我也没有与他谈话。到了讲经圆满,他才进来坐一下,并问有关静坐的问题。后来据慧中说:他家是开毛纺厂的,先生意外的去世了。有事业,儿女还小而丈夫就去世,这是难免会忧苦增多的!
   五十三年(五十九岁)元旦,他去新竹参加福严学舍的毕业礼,请求归依,法名为宏德。那年秋天,来嘉义妙云兰若。谈起有人劝他共建道场,我说:「如奉献三宝,就要多些人来共同发起。如将来自己也想去住,那就以人少为妙」。不久,他胰肠炎复发,危急到准备后事了。他说:「那时自知无望,也就没有忧怖,一心系念三宝。忽而心地清凉宁静,人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等到醒来,病情迅速消失,连医生都感到意外」。于是他感到三宝的恩德,人生的无常,急急的建成了报恩小筑。大殿不大而庄严,是他与女儿们设计的。报恩小筑的建设,为了报答亲恩,也为自己的长斋学佛着想。五十四年(六十岁)春落成,我也住到报恩小筑,他(住在家里)时常来礼佛。到五十八年(六十四岁)秋天,我回到妙云兰若,已住了三年多了!
   宏德对我的四事供养,过于优厚,使我有点不习惯,但说他也没有用。他为我出版了『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我要去星、马,他就自动的备办了小佛像、念珠等,让我拿去结缘。他的承事供养,胜过了对父母的孝思。他的婆婆、姑母、二姑、二女儿,连初生的长孙,也结缘归依,全家都叫师父。我要离开小筑,一再劝他请法师供养,他固执的不愿意。以不归依为条件而来,而又自动的归依了,这只能说是有缘了。
   宏德为了事业(先生去世,他就没有去顾问),为了儿女,经常有些困扰。也许与性格有关,坚强中略有些忽遽的神情。现在儿女都渐渐长大了,个个聪明能干。我想,不要几年,儿女全都长成而独立,他应该能更安祥地奉佛了!

二十五、学友星散

   人生的聚散无常,真如石火电光那样的一瞥!
   与我共住较久的,现在是:演培在星洲般若讲堂;妙钦在马尼拉主持能仁学校;续明死了;仁俊别建道场;妙峰在纽约成立中华佛教会;幻生在德山岩自修;常觉最近也离开了福严精舍。其它是演培与续明领导的学生,虽在精舍住过,我多少有隔代的感觉。我缺少祖师精神,没有组织才能,所以我并不以团结更多人在身边为光荣,而只觉得;与我共住过一个时期的,如出去而能有所立──自修,弘法,兴福,那就好了!
   我与演培、妙钦,在二十八年底就相见了。演培苏北高邮人,可说是与我共住最久的一人!从四十二年到四十六年夏天,对福严精舍与善导寺,我因病因事而不在时,由他代为维持法务,可说是帮助我最多的一人!我一向以平凡的标准来看人,演培是有优点可取的。他热心,为了印『印度之佛教』,他奉献了仅有的积蓄。预约、出售『大乘佛教思想论』的余款,乐助为福严精舍的增建费。他节俭,但并不吝啬于为法,或帮助别人。他的口才好,声音也好,所以到国外去宣讲佛法,到处有缘。于佛法也有过较深的了解,如能一心教学,教学相长,偶尔的外出弘化,那是最理想不过的了。他多少有苏北佛教的传统,与我一样的缺乏处众处事的才能(缺点不完全相同)。他的处众处事,如遇了顺缘,就不能警觉,住往为自己种下了苦因。他有点好胜、好名,「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如为名而珍惜自己,不正是善缘吗?他自从辞退了善导寺,似乎非要有所作为不可。住持日月潭玄奘寺,也许就是出于这样的一念吧!人是不会没有缺点的,希望能在不断的经验中,能从佛法的观点,容忍的、警觉的去适应一切,创造一切!
   对我一生帮助最大的,是妙钦。我与妙钦在四川共住的时间,不过两年多,所以,以其说由于共住,不如说由于思想倾向的相近。他曾编『中国佛教史略』(后由我改编),『初机佛学读本』。他对佛学,有条理,有思想。文字、讲演、办事,都很好。西湖佛教图书馆,就是我们的共同理想,也可说是促成他去菲的一项因素。三十八年就去了菲律宾(又去锡兰深造多年)。大陆变色,他将为佛法的热诚,寄望于菲律宾的佛教,希望能从性愿老法师的倡导中,有一新的更合理的发展。但性老有为法的热心,观念却是传统的;我虽去菲律宾,也不能有所帮助。为时代与环境所局限,心情不免沉闷。四十九(?)年起,负起了主导佛教创办的能仁学校的责任。现在应该已五十岁出头了。时代与环境的局限,是不能尽如人意的。唯有本着能进多少就是多少的信念,才能不问收获而耕耘下去。别离又十年了,他是我所不能忘怀的一人!
   续明,河北人。共住汉院的时间并不长。从雪窦寺编辑『太虚大师全书』起,才一直在一起。四十二年春,续明来台湾编辑『海潮音』。四十五年秋,我要住结核病院,有切除肋骨的打算,这才与他(正在灵隐寺掩关)商量,要他移到精舍来掩关。四十七年冬,我从菲回来,又以时常要出去为理由,请他接任精舍的住持,一共维持了五年。从雪窦到台湾,他始终给我很多的帮助。续明是外貌温和而内性谨肃的。对自已的弟子与学生,特别关切,真是慈母那样的关护。对沙弥与女众的教导,没有比他更适宜的了。他曾亲近慈舟老法师,所以掩关以来,有了重戒的倾向。他主办灵隐佛学院,首先调查灵隐寺受具足戒者的人数,他是想举行结界诵戒的。寺方怀疑了,几乎一开始就办不下去。其实,何必顾问寺众呢!五十年初,主办福严学舍,建议全体持午。这不但有旧住者散去的可能,而且慧日讲堂没有持午,讲堂与精舍,不将隔了一层吗?他嫌我不支持他。这些不能说是缺点,只是从小出家于寺院(以小单位为主),不能关顾到另一方面而已。续明的身体,看来是很实在的,然在香港就有脑(?)病。全力关护于学院学生,病也就越来越重了。五十三年,辞卸了精舍的住持,作出国的游化活动,却想不到竟在印度去世了!他正在香港、越南、星、马游化,又以出席佛教会议而死在佛国。如死后哀荣也是福报的话,那与我有关的学友,连我自己在内,怕没有比他更有福了!
   仁俊,是在香港净业林共住了一年多的。在与我共住的人中,仁俊最为尊严,悟一最为能干!仁俊的志趣高胜,所以不能安于现实。过分重视自己(的学德),所以以当前自己的需要为对的,绝对对的,需要(即使是自己过去所同意的,所反对的)就可以不顾一切。
   仁俊是四十四年初到精舍来住的。我四月上旬从菲回来,他早有过住中坜圆光寺的打算了。四十五年秋,我将住结核病院,请他为大家讲一点课,他不愿意,听说碧山岩要请法师,就自动的去了(碧山岩如学,曾说我不爱护徒孙,不肯派法师去。不知道这是要自己需要才有可能的)。起初有十年计划,后修正为五年。据说:读了戒律,知道比丘住比丘尼寺是不合法的,感到内心不安。要碧山岩为他另行(离远一些)建筑,否则住不下去。四十七年底,他来参加灵隐佛学院的开学礼,大家知道他住不安了,也就劝他回隐院讲课,他就这样离开了碧山岩(住了二年多)。隐院(续明主持)还是住不安,四十八年秋季开学期近了,课程早排定了,他却一走了事。先到碧山岩,要求住过去住过的地方。不成,就由道宣介绍,住屏东有规模的尼众道场──东山寺(不肯为众说法结缘)。可能是五十年秋季(?),仁俊回到了精舍(大概是续明约他回来的)。年底,演培、续明、仁俊,自己商量定了,再由我与大众,在精舍举行了一次会议,议决:五十三年春,精舍由仁俊主持,讲堂由演培主持。这是仁俊自动发心,而又当众承认通过的。我虽然感到意外,但也当然是欢喜了。这一次的决议,仁俊与演培,都不曾能履行诺言。五十三年,仁俊自己建立同净兰若。前年,仁俊又有去德山岩(尼寺)掩关的准备。最近,又传说有出国的构想。非建不可的同净兰若,应该又有不安之感了!这当然不是为了经济,而应该是不能「同净」。仁俊的志性坚强,情欲与向上心的内在搏斗,是怎样的猛烈、艰苦!在这末法时代,是很难得的!然在他的性格中,没有「柔和」,不会「从容」,只有一味的强制、专断,而不知因势利导。「柔和」与「从容」,对仁俊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仁俊与演培,为什么都不曾能履行诺言?五十一年底,信敬仁俊而与我有缘的曾慧泰,为仁俊购置了土地。精舍的法师而值得人信敬供养,我是只有欢喜的。不过我立刻告诉慧泰:仁俊法师自动发心要主持精舍,并经会议决定,不要因此而起变化。五十二年(国历)七月,仁俊来信,说要兴建静室。我请他履行诺言,对精舍,你要这么办就这么办。自行化他,在精舍还不是一样。但是,非自建不可。起初,曾慧泰还说(仁俊说):「不会在未得导师允许前兴建兰若」,而到底在慧泰等护持下兴建了。就这样,自己发心,而又为自己的需要而取消。演培为什么不履行诺言?他给续明的信上说:「讲堂,我应回来为导师分担一分责任的。但台北的大环境,我实在不能适应。况且曾居士最不愿意我负讲堂之责的。……想来想去,以延期回台为是」。这应该是我一生中最不可思议的因缘!护法们对学团内的学友,有缘或者没有缘,原是免不了的。由此而引起学团的从分化到分散,总不免感到意外!
二三 写作与出版的回忆
   民国二十年(二十六岁),到厦门闽院求学。上学期就写了『抉择三时教』,『共不共之研究』(虚大师曾有评论),都登载在『现代僧伽』。下学期到了鼓山,又写了『评破守培上人读唯识新旧不同论之意见』,载在『海潮音』。这一年,可说是我写作开始的一年。
   二十三年(二十九岁),在武院,曾写了『三论宗传承考』,及有关护法对空义的意见(题目忘了),都载在『海潮音』。
   二十八年(三十四岁)秋天,我在汉院。虚大师从昆明寄来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要我对有关不利佛教部分,加以评正。我写了『吾国吾民与佛教』,载在『海潮音』上。汉院同学们,热心的把他印成小册送人。出家来近十年了,部分的写作,都没有存稿。还有些不成熟的作品,有些连自己也忘了。
   二十九年(三十五岁),我住在贵阳的大觉精舍,写成『唯识学探源』一书,进入了认真的较有体系的写作。我思想的主要特征,也逐渐明白的表示出来。
   三十年(三十六岁)上学期,写了以力严名义发表的『佛在人间』、『法海探珍』、『行为的价值与生命』、『佛教是无神论之宗教』等文字。又为演培、妙钦、文慧讲『摄大乘论』,笔记稿就是『摄大乘论讲记』。
   三十一年(三十七岁),在四川合江法王学院。那年,写了『印度之佛教』、『青年佛教与佛教青年』。春天,为学生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演培笔记,成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下学期又为演培等讲『中观论』颂,到第二年才讲了,由演培笔记,就是『中观论颂讲记』。
   三十二年(三十八岁),在法王学院。下学期起,为演培等讲『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演培笔记,但没有成书。冬天,为续明等论大乘,后改编为『大乘是佛说论』。这年夏天,『印度之佛教』出版,这是我作品出版的第一部。这部书的出版,有一段不可思议的因缘。书在重庆排印,由蒙达居负责。承印者是没有印刷所的,交给别人排印。大包又小包,在物价逐渐上涨中,真正的承印者,没有利润可图,排不了三分之一,就搁了下来。预定出书期到了,竟渺茫到毫无消息。不知怎样的,原稿落在某君(姓名已忘)手中。某君是属于军部的印刷所的一位主管,曾经出家而后来参加革命的。他读了这部书,竟自动发心,愿意帮助完成这部书的出版。排印纸张费用,常然照价计算,但(素不相识的)某君的这番好意,使我忘不了。
   三十三年(三十九岁)春,仍在法王学院。妙钦编写了『中国佛教史略』,我加以补充整编,作为我们二人的合编。夏天回到了汉院,讲『阿含讲要』,由光宗等笔记,即『佛法概论』一部分的前身。又为妙钦、续明等讲『性空学探源』,由妙钦笔记。冬天,『唯识学探源』出版了。
   三十四年(四十岁),曾写有『秦汉之佛教』,载『文史』。
   三十五年(四十一岁)冬天,『摄大乘论讲记』在武昌出版,这多得力于西康史建侯居士的资助。
   三十六年(四十二岁)春,在武院写了一篇『僧装改革评议』,部分曾载于『觉群』。那一年,在奉化雪窦寺编『太虚大师全书』。在编纂期间,为续明等讲『中观今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都由续明笔记下来。七月里,『中国佛教史略』在上海出版。
   三十七年(四十三岁)春,继续编纂全书。写了『佛教之兴起与东方印度』,载在『学原』。又写了『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三月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出版。
   三十八年(四十四岁),住厦门南普陀寺。将『阿含讲要』改编补充为『佛法概论』,为大觉讲社的课本。到了夏末,到香港。就在十月里,得妙钦的资助,『佛法概论』在香港出版。那年冬天(到下年正月底),住在粉岭的觉林,编写『太虚大师年谱』 (由太虚大师全书出版委员会出版)。
   三十九年(四十五岁),移住大埔墟的梅修精舍。『中观今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记』,『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青年佛教与佛教青年』,『性空学探源』,『大乘是佛说论』,都先后在香港出版。其中『中观今论』,是香海莲社出资流通的。我在梅修精舍,讲『大乘起信论』,由续明、演培笔记,成『大乘起信论讲记』一书。冬天,我又写了『佛灭纪年抉择谈』。
   四十年(四十六岁),移住青山的净业林。在这里,讲了『胜鬘经』,「净土新论』,都由演培、续明笔记。自己想写一部『西北印度之论典与论师」,并开始着笔,断续的写了一部分。这一年,『佛灭纪年抉择谈』,『净土新论』,『大乘起信论讲记』,又先后出版。
   四十一年(四十七岁),槟城明德法师,发心代为筹措印费,所以『中观论颂讲记』,『胜鬘经讲记』,能顺利的出版。这一年,为净业林住众讲『人间佛教』,由仁俊笔记。但在预计中,这是没有完成的稿子。秋天,到了台湾。到台湾以后,我的生活环境,有些变化。过去,都是为少数同学或在佛教学院讲的,讲稿大都能整理出来,自己也写了些长篇文字。而到了台湾,多数是为信众讲的,有些讲稿也没有能整理出来。长篇的写作停止了。写的与记录的,都发表在『海潮音』。
   四十二年(四十八岁﹞,曾在善导寺讲『真实义品』,『妙慧童女经」,都曾有记录。冬天,主持善导寺的佛七。事后,追记所讲的,题为『念佛浅说』,由护法会筹印结缘。
   四十三年(四十九岁)秋天,在善导寺讲『药师经』,由常觉、妙峰笔记,成『药师经讲记』。
   四十五年(五十一岁),选取自己这几年写的或讲的短篇,编为『人间佛教』,『学佛三要』,『顽石点头』,『以佛法研究佛法』──四册,付印流通。那年,写了『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之关系』,是应『中国佛教史论集』征文而写的。
   四十六年(五十二岁),为星洲弥陀学校编『佛学教科书』十二册。
   四十七年(五十三岁)底,讲『修身之道』,慧莹笔记。
   四十八年(五十四岁)腊月,到王田善光寺度旧年,完成了『成佛之道』。这部书,起初在善导寺共修会(四十三年),编颂宣讲。四十六年下学期,又扩充编定,为新竹女众佛学院作讲本。随即为偈颂写下简单的解说,到这一年的年底年初,才脱稿。
   四十九年(五十五岁), 『成佛之道』出版。
   五十年(五十六岁)到五十三年(五十九岁)春天,在慧日讲堂讲了『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宝积经普明菩萨会』,『分别法法性论』,『金刚经』,『净土论』等。『法华经』有未经整理的能度记录。黄营洲居士伉俪,记成『宝积经述要』。这部经,我讲过三次,所以自己又追记而写成『宝积经讲记』,后于五十三年九月出版。『修身之道』,也早一年出版了。我在五十二、三年,发表了『上帝爱世人』,引起吴恩溥牧师的批评,所以又写一篇答复他。香港、曼谷的同道们,把它印成小册,分送各界。
   五十三年(五十九岁),在嘉义妙云兰若掩关,这才又恢复了十二年前的生活。但没有讲,也没有人记,在自修之余,只能自己写作。
   五十四、五年(六十岁到六十一岁)间,在中国文化学院,授「佛法概论」与「般若学」,都没有定稿。
   五十六年(六十二岁)夏天,在报恩小筑。读了『太虚大师在现代中国史上之地位与价值』,所以写了『谈入世与佛学』,下一年单行流通。我从五十三年以来,恢复早年的写作生活。首先整理旧稿──『西北印度之论典与论师』,扩充改写为『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到这年秋天才脱稿。
   五十七年(六十三岁),得宏德的乐施,『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出版。
   五十八年(六十四岁)春天,在星洲,讲『佛法是救世之仁』,由慧理笔记。后与在香港所讲的,慧轮所记的,综合为一篇。在星洲时,又写了『人心与道心别说』。秋天,回到了妙云兰若。『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在年底脱稿。
   五十九年(六十五岁),拟编『妙云集』,重印了『胜鬘经讲记』。这一年,专心研究,写成『中国禅宗史』──- 「从印度禅到中华禅」。
   六十年(六十六岁),发表『神会与坛经』,这是针对胡适的「神会造坛经」而写的。二月,『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出版。五月,『中国禅宗史』出版。
   出家来四十二年,可以分为四期:最初十年(十九──二十八年),是学习时期。次十二年半(二十九──四十一年夏),为思想勃发,讲说与写作最多的时期。再次十二年(四十一年秋──五十三年夏),到了台湾,是运用部分思想,而应用到为信众说法,或出国弘化,自己的写作就少了。五十三年夏天起,回复第二时期的状态。思想较成熟,写作更精密,没有讲说,已写成了『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中国禅宗史』。以后,一切要由因缘去决定了。
   我在五十九年,决定将我所讲所写的(除上三书),编为『妙云集』。全集分为三编:上编为经论的讲记,集成七册。中编是专论,如『中观今论』,『成佛之道』等,集成六册。下编是将种种短篇(也有五六万字的),依性质不同而类编为十一册。全部为三编、二十四册,约三百六十万字,准备次第的重新排印出来。『中国禅宗史』等三书,约一百二十万字。多年来东涂西抹,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些了。

二十六、写作的回忆

   我的写作,有是自己写的,有是听讲者记录的,还有我只是列举文证,说明大意而由人整理出来的。既然说是我的作品,当然要自负文责。如我有所批评,对方当然也会批驳我,我以为:「受到赞叹,是对自己的同情与鼓励;受到批评,是对自己的有力鞭策:一顺一逆的增上缘,会激发自己的精进」(『法海微波序』)。所以,我受到批评,除善意商讨外,是不大反驳的。如澹思的『读「谈入世与佛学」后』,黄艮庸的『评印顺着「评熊十力新唯识论」』等,我都没有反驳,所以在写作中,纠缠不已的论诤,可说是没有的,我只是「愿意多多理解(佛法)教理,对佛教思想起一点澄清作用」(『游心法海六十年』)。这里所录出的,是篇幅较长或有特殊意义的。
   二十年(二十六岁):到厦门闽院求学。上学期,写了『抉择三时教』,『共不共之研究』(虚大师曾有评论)。下学期,到了福州鼓山涌泉寺,写有『评破守培上人「读唯识新旧不同论之意见」』。这一年,可说是我写作的开始。
   二十三年(二十九岁):上学期到武院,为了探阅三论宗的章疏,也就写了『三论宗传承考』,『清辨与护法』。
   二十七年(三十三岁):下学期,到了四川缙云山汉藏教理院。年来,周继武一再发表论文,以为『起信论』与唯识学相同,贤首法藏误解『起信论』,乃成诤论。虚大师嘱为评论,所以写了『周继武居士「起信论正谬」』。
   二十八年(三十四岁):秋天,虚大师从昆明寄来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要我对有关不利佛教部分,加以评正,我受命写了『吾国吾民与佛教』。── 出家来近十年了,部分的写作,都没有保存;还有些不成熟的作品,有些连自己也忘了( 署名「哑言」的『三论宗传承考』,可以保留) !
   二十九年(三十五岁):住贵阳的大觉精舍,写成『唯识学探源』一书,进入了认真的较有体系的写作。
   三十年(三十六岁):上学期,回住汉院。江津的支那内学院,发表『精刻大藏经缘起』;虚大师要我评论,我写了『评「精刻大藏经缘起」』。这一学期,以力严笔名,发表『佛在人间』,『法海探珍』等,突显了我对佛法的观点。又为演培、妙钦、文慧讲『摄大乘论』,笔记稿就是『摄大乘论讲记』。
   三十一年(三十七岁):住合江县的法王学院。那年,写了『印度之佛教』,『青年佛教与佛教青年』。上学期,为学生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演培笔记,成『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下学期起,为演培等讲『中论』颂,到下一年才讲了,由演培笔记,成『中观论颂讲记』。
   三十二年(三十八岁):在法王学院。去年十月,虚大师见到『印度之佛教』第一章「印度佛教流变之概观」,撰『议印度之佛教』;我写了『敬答「议印度之佛教」』。大师在这一年八月,又写了『再议印度之佛教』,我写了一篇『无诤之辩』(文已佚),寄给汉院虚大师,表示只是表示个人的见解,不敢再劳累大师。
   与汉院续明等通函讨论大乘,后改编为『大乘是佛说论』。
   三十三年(三十九岁):上学期在法王学院。汉院妙钦写了『中国佛教史略』寄来,我加以补充整编,作为我们二人的合编。唯识学者王恩洋,发表『读印度佛教书感』。他对我的『印度之佛教』,相当同情,但对「空」,「有」的见解,大有出入,所以写『空有之间』作答。
   夏末秋初,回汉院。为同学讲『阿含讲要』,光宗等笔记,此即『佛法概论』一部分的前身。又为妙钦、续明等讲『性空学探源』,妙钦记。
   三十五年(四十一岁):在武院。法舫法师作『送锡兰上座部传教团赴中国』,以为印度教融化佛教成大乘;上座部才是佛教嫡传。我不同意这一看法,所以写了『与巴利文系的学者论大乘』。
   三十六年(四十二岁):正月,在武院,写了『僧装改革评议』。初夏,到奉化雪窦寺,与续明、杨星森等,编纂『太虚大师全书』。编纂期间,为续明等讲『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讲记) ,又讲『中观今论』,都由续明笔记。
   三十七年(四十三岁):春,在雪窦寺,继续完成『太虚大师全书』的编纂。我写了『佛教之兴起与东方印度』及『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
   三十八年(四十四岁):上学期,在厦门南普陀寺,成立大觉讲社。将『阿含讲要』补充改编为『佛法概论』,为讲社同学讲说。
   夏末,到香港。住大屿山宝莲寺;中秋后,移住香港湾仔佛教联合会;十月初,移住新界粉岭的觉林,开始『太虚大师年谱』的编写。
   三十九年(四十五岁):『太虚大师年谱』完成后,三月移住新界大埔墟的梅修精舍。为演培、续明等讲『大乘起信论』,演培、续明笔记为『大乘起信论讲记』。自己写了『佛灭纪年抉择谈』。
   四十年(四十六岁):移住新界九咪半的净业林。为住众讲『胜鬘经』,成『胜鬘经讲记』,又讲『净土新论』,都是演培与续明笔记的。自己想写一部『西北印度之论典与论师』,并开始着笔,断断续续的写了一些。
   四十一年(四十七岁):住净业林。为住众讲「人间佛教」──『人间佛教绪言』,『从依机设教来说明人间佛教』,『人性』,『人间佛教要略』。这四篇,由仁俊笔记,但在预计中,这是没有讲圆满的。了参在锡兰,译南传的『法句』,我为他写了『法句经序』。
   秋天,到了台湾,住台北善导寺。写了『华译圣典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我到了台湾,环境有些变化,多数是为信众讲的,有些讲稿也没有整理的必要。长篇的写作等于停止了,写的与讲的,大都发表在『海潮音』。
   四十二年( 四十八岁):十一月,主持善导寺佛七,每日开示,常觉记为『念佛浅说』。
   这一年,我写了『中国佛教前途与当前要务』,『学佛三要』,『佛法与人类和平』,『信心及其修学』,『自利与利他』,『中国的宗教兴衰与儒家』,『慈悲为佛法宗本』,『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佛书编目议』等。
   四十三年( 四十九岁):年初,在善导寺讲而追记为文的,有『我之宗教观』( 原题为『佛法之宗教观』) ,『生生不已之流』,『一般道德与佛化道德』,『解脱者之境界』。秋天,在善导寺讲『药师经』,由常觉、妙峰笔记,成『药师经讲记』。
   这一年,写了『以佛法研究佛法』,『点头顽石话生公』,『佛法有无「共同佛心」与「绝对精神」』?『我对慈航法师的哀思』,『大乘经所见的中国』,『我怎样选择了佛教』,『大乘三系的商榷』等。『大乘三系的商榷』,是应默如学长的商讨而写的,年底又写了一篇『读「大乘三系概观」以后』。
   四十四年(五十岁):去年底到菲律宾,新年在岷尼拉大乘信愿寺说法,『佛教对财富的主张』(后改题『佛教的财富观』,贤范、小娟合记)等。二月抵宿务,假华侨中学说法,有明道记的『切莫误解佛教』等。四月初,由菲返台北,讲『菲律宾佛教漫谈』,常觉、妙峰记。
   在新竹福严精舍,为学众讲『学佛之根本意趣』,印海记。『慧学概说』,『菩提心的修学次第』,常觉记。岁末,因病在台北静养,与常觉等闲谈,常觉记为 『福严闲话』。
   这一年写作不多,仅有『欲之研究』,『佛钵考』等。
   四十五年(五十一岁):写了『从一切世间乐见比丘说到真常论』,『龙树龙宫取经考』;『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之关系』,是应『中国佛教史论集』征文而写的。
   四十六年(五十二岁):六月,讲『泰国佛教见闻』于善导寺,常觉记。
   这年的写作,有『美丽而险恶的歧途』,『太虚大师菩萨心行的认识』,『教法与证法的信仰』,『北印度之教难』,『舍利子释疑』。并应星洲弥陀学校的请求,为编写『佛学教科书』十二册。下学期为福严精舍同学讲『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作『楞伽经编集时地考』。
   四十七年(五十三岁):冬,应善导寺住持演培法师请,在善导寺讲:『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佛教之涅盘观』,『修身之道』,都由慧莹笔记。这一年,写了『宋译楞伽与达摩禅』,『论佛学的修学』。
   四十八年(五十四岁):去年年底,到王田善光寺度旧年,才完成了『成佛之道』。这部书,起初(四十三年)在善导寺共修会,编颂宣讲;四十六年下学期,又增补完成,作为新竹女众佛学院讲本,又为偈颂写下简要的长行解说:到这一年的年初才脱稿。
   十二月,写『发扬佛法以鼓铸世界性之新文化』。
   四十九年(五十五岁):为邓翔海居士等讲『楞伽经』。讲此经已三次,因缘不具足,没有成书,仅留有『楞伽经』的科判──五门、二十章、五十一节。
   五十年(五十六岁):作『玄奘大师年代之论定』。
   五十一年(五十七岁):夏,讲『大宝积经』「普明菩萨会」于台北慧日讲堂,后追记而写成『宝积经讲记』。九月底,在慧日讲堂启建药师法会,每日开示,能度记为『东方净土发微』。
   这一年,写有『论真谛三藏所传的阿摩罗识』。
   五十二年(五十八岁):七月,盂兰盆法会期间,讲『地藏菩萨之圣德及其法门』,能度记。冬季,讲天亲菩萨所造『往生净土论』(本名『无量寿经优波提舍愿生偈』),后由顾法严记,名『往生净土论讲记』。
   本年青年节前后,台北和平东路某教会信徒,夜访于慧日讲堂,并赠『新旧约全书』,希望我研究研究。我与『新旧约』别来已三十余年,所以回忆而写出『上帝爱世人』,『上帝与耶和华之间』。因香港吴恩溥牧师的批评,又写了『上帝爱世人的再讨论』。
   五十三年(五十九岁):三月,于慧日讲堂讲弥勒菩萨造的『辨法法性论』,后由黄宏观记录,成『辨法法性论讲记』。
   四月初八日,在嘉义妙云兰若掩关,恢复内修生活。阅览日译的『南传大藏经』;然后对『西北印度之论典与论师』的部分写作,扩充为『说一切有部为主 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进行改写。
   这一年的写作,有『汉明帝与四十二章经』;关中写的『论提婆达多之破僧』,『阿难过在何处』?『佛陀的最后教诫』。
   五十四年(六十岁):掩关期间,写有『王舍城结集的研究』,『论毘舍离城七百结集』。教内人士,有提倡改穿南传佛教式的一色黄,所以写了『僧衣染色的论究』。
   四月初八日出关。夏天,在台北慧日讲堂,讲『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偈颂,后由杨梓茗记录为『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偈颂讲记』。
   五十五年(六十一岁):住报恩小筑。夏天,写了『法是什么』。
   五十六年(六十二岁):住报恩小筑。那年是虚大师上生二十周年,作『略论虚大师的菩萨心行』。读澹思的『太虚大师在现代中国佛教史上之地位及其价值』,深有所感,所以写了『谈人世与佛学』,以「大乘精神──出世与入世」,「佛教思想──佛学与学佛」作线索,表达些自己的意见。
   秋天,长达四十五万字的『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脱稿。在理想中,这是分别重写『印度之佛教』的一部分。澹思──张曼涛评论为:「在现代文献学的方法上,本书或不免还有些缺陷。 ??但在爬梳与理清旧有的汉译文献来说,可断言:已超过了国际上某些阿毘达磨学者」。
   五十七年(六十三岁):住报恩小筑。写了『学以致用与学无止境』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年底,抵星洲,住般若讲堂。
   五十八年(六十四岁):在星期间,曾讲『佛法是救世之仁』,慧理记(后与香港所讲,慧轮所记的,综合为一)。写『人心与道心别说』。
   夏初返台湾。香港韦兼善教授,将『成唯识论』译为英文,我钦佩韦教授为学的精诚,写了一篇『英译成唯识论序』。中秋前,我重回嘉义妙云兰若。年底,费时两年的『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五十六万字)脱稿。
   五十九年(六十五岁):这一年,写成了『中国禅宗史』──『从印度禅到中华禅』。『精校炖煌本坛经』,是附带写出的一部。这部书的写出因缘,是意外的。去年,中央日报中副栏,曾有『坛经』是否六祖所说的讨论,引起论诤的热潮,参加的入不少。我没有参加讨论,但觉得这是个大问题,值得研究一下。我觉得,问题的解决,不能将问题孤立起来,要将有关神会的作品与『坛经』炖煌本,从历史发展中去认识。这才参阅早期禅史,写了这一部;得到道安、圣严法师的评介。
   六十年(六十六岁):春,写了『神会与坛经』,这是批评胡适以『坛经』为神会及其弟子所作而写的。夏天,深感身体的不适,所以写了自传式的『平凡的一生』,略述一生出家、修学、弘法的因缘;似乎因缘已到了尽头。不久,也就大病了。
   六十二年(六十八岁):十月,移住台中市校对『妙云集』的静室,隐居养病。那时,因『中国禅宗史』,得日本大正大学授予博士学位,引起『海潮音』的一再评讦,所以辞去『海潮音』社长名义,并发表『我为取得日本学位而要说的几句话』一文。
   六十四年(七十岁):初夏,『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脱稿。这是意外的一部写作。在台中静养时,偶然阅览『史记』,见有不少的古代民族神话。扩大探究,从不同的民族神话而知各民族的动向,及民族的文化特色。费了一年多时间,写了这部书;意外的身体也好转,体重增加到五十公斤了!
   六十五年(七十一岁):我觉到身体衰老,对从前要将『印度之佛教』,分别写成多部的理想,已不可能实现。所以选择重要的,从部派而发展到大乘佛教的过程,与初期大乘多样性而趣入佛道的一贯理念,去年来开始作一重点的论究。
   六十九年(七十五岁):三月底,『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八十多万字的写作,时写时辍,经五年而完成。论究的问题不少,资料又繁多,这部书不免疏略。然大乘菩萨道,有重信的方便易行道,有重智能或重悲愿的难行道,而从「佛法」发展到「大乘佛法」,主要的动力,「是佛涅盘以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以自己探究所得的,「为佛教思想发展史的研究者,提贡一主要的线索」。本书出版后,评介者有杨惠南与万荣勋居士。
   七十年(七十六岁):四月底,『如来藏之研究』脱稿。这是重在如来藏、我、佛性、自性清净心──真常论的早期思想;融摄「唯识」(心)而成「真常唯心」,还没有多说。七月,写了『论三谛三智与赖耶通真妄』──读『佛性与般若』,这是对牟宗三的著作,引用我的意见而又不表同意所作的辩正。
   七十一年(七十七岁):七月初,『杂阿含经论会编』完成。吕澄的『杂阿含经刊定记』,早已指出:『瑜伽师地论』「摄事分」(除律的「本母」),是『杂阿含经』的本母,但内容过于疏略。我在『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明确的对比排列,但还小有错误(现已改正)。所以重新论定,断定『杂阿含经』缺少的两卷,原文是什么。将『杂阿台经』的「修多罗」部分,与论文并列。经文的「祇夜」、「记说」部分,也一并排列;并附入我的『杂阿含经部类之整编』于前。在比对配合等过程中,心如等给以很大的帮助。日本名学者水野弘元评论为:「印顺法师说之『杂阿含经』一文,不论就其组织型态,乃至其复原层面,都是极其合理的!其评审、确实及其整合等点,都远远超逾于日本学者的论说」(关世谦译『杂阿含经之研究与出版』)。
   七十三年(七十九岁):九月初,三万余字的『游心法海六十年』脱稿,叙述自己的学思历程与写作。十二月,『空之探究』脱搞,从佛法、部派、般若经,到龙树论而完成缘起法即空(性)即假(名)的中道。
   七十四年(八十岁):三十一年所写的『印度之佛教』,我想分别的写成多少部,所以没有再版,台湾也就少有人知道这部书。『妙云集』出版以后,知道的人多了,抄写的,复印的,私下出版的,看来这部书终究非出版不可。五月里,我把这部书,修正文字,改善表式,有些错误而应该修正的,附注参阅我所作的某书某章某节。这样,我又写了一篇『印度之佛教重版后记』。
   「佛涅盘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是佛法发展演化中的主要动力。在发展中,为了适应信增上人(也适应印度神教),施设异方便,对佛法的普及民间,是有功绩的。但引起的副作用,使佛法演化为「天(神)佛一如」,迷失了佛法不共神教的特色。为了思想上的澄清,八月起,着手于『方便之道』的写作,已写了「佛法」、「大乘佛法」部分,约十五万字。由于体力日衰,想到应该先写的,就停止下来。
   七十五年(八十一岁):一生的写作,感觉到对佛教没有什么影响,当然也多少有人赞同,有人批评。所以搜集起来,编为『法海微波』,作为一生的纪念文章。
   七十六年(八十二岁):我对印度佛教,已写了不少,「但印度佛教演变的某些关键问题,没有能作综合联贯的说明,总觉               得心愿未了」,所以去年秋季以来,即开始『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写作,到今年七月中旬才完成,约二十七万字。
   七十七年(八十三岁):七、八月间,忽从一个「心」字中,发见、贯通了印度佛教史上的一个大问题,也就扼要的写出了(三万多字)『修定──修心与唯心?秘密乘』。
   七十八年(八十四岁):我的著作太多,涉及的范围太广,所以读者每不能知道我的核心思想。因此,三月中开始写了『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三万字),简要的从「印度佛教嬗变历程」,说明「对佛教思想的判摄准则」,而表示「人间佛教」的意义。夏、秋间,又写了『读大藏经杂记』,『中国佛教琐谈』。八十年(八十六岁):『大智度论』是龙树所造,鸠摩罗什所译,这是中国汉译保有的大论,也是我「推重龙树,会通阿含」的重要依据。近年来知道外国学者,有否认是龙树造的,或想象为罗什附加了不少。只是身体衰弱,不能长篇写作,引为遗憾。暑假期中,得到昭慧同学的赞助,我才搜集资料,分别章节,口述大要,由他笔记整理成大约六万字的『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并于「东方宗教研讨会」上发表。
   八十一年(八十七岁):写了『「印顺法师对大乘起源的思考」读后』。这是对「在家主体」意识者误解我的意见而写的评论。
   八十二年(八十八岁):写了『大乘起信论与扶南佛教』,『「我有明珠一颗」读后』。
   八十三年(八十九岁):自传式的『平凡的一生』,是六十年夏天写的,到现在已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年中,虽说没有什么可写的,但到底过了这么久的岁月,也有多少可写的。所以去年腊月起,虽大病出院不久,对旧作作了补充,或时日的修正,另成一部『平凡的一生(增订本)』(编入『妙云集』下编十『华雨香云』的『平凡的一生』,照旧不改动)。
   我的写作,就是这一些了。写作的动机,虽主要是:「愿意理解教理,对佛法思想(界)起一点澄清作用」;从『妙云集』出版以来,也受到佛教界的多少注意。然我从经论所得来的佛法,纯正平实,从利他中完成自利的菩萨行,是纠正鬼化、神化的『人间佛教』。这一理念,在传统的现实而功利的人心,似乎是撒种在沙石中,很难见茁壮繁盛的!自己的缺少太多(见三十一节),壮年没有理想,晚年当然也没有过分的希望,尽自己所能的写出而已!

二十七、出版的殊胜因缘

   我的写作与讲记,几乎都是自己出版的。自己既没有资金,又没有组织,没有人力物力,出版实在是不容易的。然而我的写作与讲记,竟一部一部的印出流通,这可说是殊胜因缘所成就的。我应该次第的写出来,以表示对护持者的谢意!
   民国二十八年(三十四岁):我在四川汉藏教理院。秋天,虚大师从昆明寄来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这部书有不利佛教──歪曲、丑化的部分,要我给以评正。我写了一篇『吾国吾民与佛教』。汉院的同学们,热心把他印成小册,分赠各界。这可说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但只是小册,我也没有保存。
   三十二年(三十八岁):十六万字的『印度之佛教』出版,这是代表我思想的第一部。蒙学友们的热心赞助,以「正闻学社」名义,在重庆印行。那时,我在合江法王学院,不能亲身去处理。蒙达居(仁慈)愿负起出版的任务,周贯仁助理校对。但在这部书的排校过程中,曾发生意想不到的问题。原来承印者,是没有印刷厂的,交给别人排印。大包又小包,在物价逐渐上涨中,真正的承印者,没有利润可得,排不到三分之一,就搁了下来。预定出书期到了,竟渺茫得毫无消息。不知怎样的,原稿落在某君(姓名已忘)手中。某君是属于军部的印刷所主管,曾经出家而后来参加革命的。他见了这部书,竟自动发心,愿意帮助完成这部书的出版。排印纸张费用,照原价计算。素不相识的某君这番好意,使我忘不了,更忘不了这一不思议因缘。
   三十三年(三十九岁):我回到汉院。冬天,『唯识学探源』出版。
   三十五年(四十一岁):秋天,我从开封回到武院,就设法在汉口出版『摄大乘论讲记』(二十七万字)。由汉口佛教正信会吕九成居士介绍,交某印刷厂排印,校对由我自己负责。但我住在武昌,所以约定:每天十六页,初校到三校,彼此都以挂号邮寄,邮费由我负责。但是厂方寄了三次初校,就不再寄了,只好过江到印刷厂探问。原来印刷厂是小型的,没有这么多铅字,不能继续排下去。不得已,只好约定:我每日午后过江,先初校,改正后再校、三校,十六页当天完成(印刷)。这样的辛苦了四十天左右,才告完成。费了大约四十天的整个下午,每天往返 ---坐二次渡轮,四次人力车,还要从初校到三校。这是唯一自己校对的书;经过这部书的出版,才知道从校对到出书,问题多多,是并不容易的。
   三十六年(四十二岁):『中国佛教史略』出版(今编入『妙云集』下编九『佛教史地考论』)。这是我与妙钦合编的,由上海大法轮书局印行流通。
   三十七年(四十三岁):三月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由大法轮书局出版。
   三十八年(四十四岁):夏天,我到了香港。妙钦从马尼拉汇来印刷费,所以『佛法概论』十月中在香港出版。
   以上这几部,出版时都征求预约。以后感觉到:预约的大抵是人情,所以此后不再预约,卖得书来再印书了!
   三十九年(四十五岁):这一年,在香港出版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记』(今编入『妙云集』上一『般若经讲记』),『中观今论』,『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今编入『妙云集』下七『无诤之辩』),『青年佛教与佛教青年』(今分三部分:『青年佛教运动小史』,『青年佛教参访记』,编入『妙云集』下五『青年的佛教』;『杂华杂记』编入『妙云集』下十『华雨香云』),『性空学探源』,『大乘是佛说论』(今编入『妙云集』下三『以佛法研究佛法』),『太虚大师年谱───七部。其中『中观今论』,是香港香海莲社发心印行的;『太虚大师年谱』,是太虚大师全书出版委员会出版的。
   四十年(四十六岁):出版了『佛灭纪年抉择谈』(今编入『妙云集』下九『佛教史地考论』),『净土新论』(今编入『妙云集』下四『净土与禅』),『大乘起信论讲记』。这三年在港出版的书,凡是自己出版的,都由演培、续明负责,与印刷厂接洽及校对等一切事宜。
   四十一年(四十七岁):出版了『中观论颂讲记』,『胜鬓经讲记』,由续明(也有学友相助)负责校对等事。『佛法概论』也在那时再版,有我当时的(如上)相片。还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 今编入『妙云集』上一『般若经讲记』),在香港重版的时间不详,可能是我秋季离港后,续明继续出版的。
   这是我来台湾以前的出版情形:重庆三部,武昌一部,上海二部,香港十五部。写作而自己出版,要有经费,而我是没有钱的,那怎能出版呢?一、筹印『印度之佛教』,在抗战艰苦时期,实在不容易!亏得演培学友的大力赞助,才能出版。二、性觉(俗名郭朋)、续明去西康修学,遇到一位虔信佛法叫商人史建侯,二人称誉我,并说到我的『摄大乘论讲记』,因而引起史居士的发心,乐助这部书的出版费(法币拾捌万元),我才能在汉口出版了这本书。三、三十八年春去菲律宾岷尼拉的妙钦,不久就寄了一笔印行『佛法概论』的费用来港,书也就在十月出版。四、法舫法师是武院的老学长,我二次到武院研究,他都是武院的主持者,所以也是我的老师。他在香港时,为居士们赞叹我的『中观今论』,所以香海莲社会发心出版这部『中观今论』。五、槟城的明德法师,自愿筹款印行『中观论颂讲记』。寄来的印费有余,再印了『胜鬘经讲记』。我与这位远地的法师,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曾通过信,不知他听了谁的称誉『中观论颂讲记』而自动发心赞助,因缘实在希有!从上面所说看来,共同研究的学友,师长,远地的法师,居士,都为我的著作出版而发心,纯为佛法的弘扬着想,出钱出力,没有丝毫的功利观念。这是使我感动,使我永续的为佛法而奉献身心。只是不能推动佛教,使佛法有良好的进步,不免心生惭愧!
   来台湾以前的写作与讲记──长篇的,可说都已出版了。出版书,总是希望有人阅读的,所以每部书出版后,除了部分赠与有缘人外,在四川时,由汉院流通处代为流通。抗战期间,纸张太差,印刷也不理想,所以离四川时,只带了『印度之佛教』二十册回来,偶尔赠送,也就没有了。留在汉院的,再也没有想起。香港出版的,除『中观今论』,『太虚大师年谱』,由出版者流通外;其它的书,香港由东莲觉苑代为流通。台湾方面,每本书出版,总是寄一部分到善导寺流通处,那还是李子老主持的道场。在这时局动荡不安的时刻,流通量当然不大。四十二年,我决定定居台湾。五月返香港,东莲觉苑存书,承全部折价付给我,以后也就不再烦累流通了。台湾善导寺流通处,也将过去出售的结算给我,继续代为流通。这笔书款,除保留部分作为出版费外,一部分作为修建福严精舍的费用。十年来不断出书的时代过去,在台湾将是另一形态的开始。
   四十二年(四十八岁):冬天,我主持善导寺的弥陀佛七,每日开示,记为『念佛浅说』(今编入『妙云集』下四『净土与禅』),由善导寺护法会印行结缘。
   四十三年(四十九岁):『佛法概论』修正后,重版流通。
   四十四年(五十岁):『药师经讲记』出版。
   四十五年(五十一岁):选些论文及讲录,编为『人间佛教』,『学佛三要』,『以佛法研究佛法』,『顽石点头』──四册。自己深感近年来的多障多病,所以编印四册,是以结缘为主的。前三册,除『人间佛教』改为『佛在人间』,都已编入『妙云集』下编,但内容已有所增加。『妙云集』中没有保存『顽石点头』名目,内容分散编入下编各部。
   四十九年(五十五岁):秋天,『成佛之道』出版,在我的写作中,这是流通量较大的一部。以上这几部的出版,负责出版校对者,我已忘记了,大抵与当时『海潮音』的编校者有关,也有住在善导寺的人帮助。我的书,起初在善导寺校对流通。台北慧日讲堂在五十年落成后,就将书运到慧日讲堂,由住众法师一人负责流通。
   五十二年(五十八岁):『修身之道』出版(今编入『妙云集』下六『我之宗教观』)。
   五十三年(五十九岁):九月,『宝积经讲记』出版。『上帝爱世人』与『「上帝爱世人」的再讨论』,香港与曼谷的佛弟子,把他印成小册结缘。
   五十三年,我来台湾已十二年了。建寺院,出国,弘法,尽做些自己不擅长的事,比之早年的专心佛法,真是得不偿失。这样,(国历)五月二十三日,就在嘉义妙云兰若掩室自修。虽掩关只有一年,但又将进入法义深观的另一境界。
   五十七年(六十三岁):六月,『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四十五万字)出版。常觉学友负责校对;乐助出版费的,是报恩小筑的黄陈宏德。这一年,又出版了『谈人世与佛学』(今编入『妙云集』下七『无诤之辩』 )。
   五十八年(六十四岁):冬,开始编集『妙云集』,到六十二年秋末,经四年而全部出版。这是将我过去的写作与讲录,除大部的『印度之佛教』等专着外,总合的编成字体、形式等统一的大部。全集分为三编:上编是经与论的讲记,七册;中编是十万字以上的而独立成书的,如『中观今论』,『成佛之道』等,六册;下编是各种文字的类集,十一册──全集二十四册。上编与中编,是容易编定的,先以上编的『胜鬘经讲记』付印;下编,到六十年夏天,才分类编定。
   六十年(六十六岁):三月,『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五十六万字)出版。六月,『中国禅宗史』(二十八万字)出版。
   『妙云集』的出版,有不少难得的因缘。一、五十八年初,我去了新加坡、马来西亚一趟,承各位长老的惠与,善信的供养,可说收获丰盈,这才决定这部书的出版。在出版过程中,香港三轮学社的邵黄志儒,特地送了港币参万元,使印费不致困窘,这是意想不到的胜缘。二、据说台中的价目要便宜些,所以决定在台中出版。为了校对的便利,在台中市南区,购了一处小型的静室,这就是我后来在台中养病的地方。三、最重要的,还是与印刷厂接洽及校对的人员。慧润是依我出家的弟子,身体的健康很差。他从学院毕业回来,就让他去处理校对,出版的事务,多少活动,可能身体会好些的。起初是慧润一个人;五十九年,他的同学性滢来了;六十一年,又有依道来。大家都是同学,共住一处,负起了这部书的出版任务。至于我自己,除了书的先后编列,确定字体,负责印刷费用外,一切由他们去处理,我是不大顾问的。
   我出版的书,起初并不畅销,直到『妙云集』出版,才有较多的人知道,因『妙云集』而进入佛法;社会经济又日渐丰裕,『妙云集』的流通量,也渐渐的提高了。在『妙云集』出版过程中,还同时出版了两部书:一、『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由性滢、慧润校对,也请慧琦、慧瑛助校。二、『中国禅宗史』,也由性滢等校对。
   六十年(六十六岁)秋末大病,不死不活的过了两三年,才慢慢恢复。虽然我的业缘末了,以后还有写作,但进度不免迟缓了。以后出版的,有:
   六十四年(七十岁):十月,『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偈颂讲记』,由菩提树杂志社出版(今编入『华雨集』一册)。同时,『古代中国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三十四万字)出版。这是有关中国文化的,华冈出版社出版,出版费用自备。书中有不少的甲骨文等古老文字,要另行刻印,所以出版费用偏高,收入而不敷支出的,只有这一部。七十九年元月,以正闻出版社名义再版流通。
   六十五年(七十一岁):『往生净土论讲记』出版(今编入『华雨集』一册)。
   七十年(七十六岁):五月,『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出版。这是费了五年的时间,一千三百余页的钜着;再加索引,不下九十万字。校对方面,性滢、依道、慧润外,又有心如同学来参加校对,并检查引文的出处,文句的是否正确。索引方面,得到洪启嵩、温金柯、黄俊威、黄启霖居士的发心。这一年的十二月,『如来藏之研究』出版。校对与索引,由依道等四位负责。
   以上各书,除『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外,都是在台中出版的。在书籍的出版,流通方面,有一重大改变。从民国五十年,台北慧日讲堂成立以来,我所有出版的书籍,主要是依慧日讲堂流通的。当时流通量不大,所以请一位讲堂的住众发心处理,如宏印、显如等几位,都曾负过这一任务。不过时间长达二十年,发心负过责的,我也不能完全想起来了。书的出版,起初是用没有实际组织的「正闻学社」名义;后来也有用我自己的名字;到『妙云集』出版,印海学友也在慧日讲堂建立正闻图书馆,我也就以正闻出版社名义出版。到七十年,才在台北正式成立正闻出版社,与印刷厂联络及日常事务,主要是由住在北部的性滢;以后有书出版,也就在台北了。校对方面,虽然性滢以外,慧润等渐渐移住到高雄、屏东,但校对主要还是依赖他们。对于这,我有些感想:自己福德薄,又没有摄受人的善巧,所以写作的出版,能得到学友们的代为处理,总有喜出望外的感觉。在香港出书,是得到演培与续明的助力;在台湾出版『妙云集』以来,都依赖性滢,依道,心如,慧润──四位。我对人平淡,对他们是与住众一样的。我信任他们,后来我几乎只是把书稿交给他们,我就不问了。演培等来汉院共住而相识,性滢等只由于慧润的同学关系。佛学作品的出版,是为了宣扬佛法,大家都是为此而努力。我为此而写作;代为记录的也如此;与厂方接洽,校对出版的,代为流通的,也都是如此。在三宝的护持下,都自动的愿为佛法而努力。有人以为:我对佛法各部分,早已明白确定了,只是一部接一部的写出而已,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虽对佛法有一发展的全程概念,如要写某一部分,还是在研求,补充或修正的情况下进行,所以写作一部,对这部分问题,有更为明确深入的理解(所以我曾说:阅览不如讲解,讲解不如写作)。我相信,记录的,负责校对的,在与佛法不断的接触中,对佛法也会有所进步的。所以写作与出版,我与协助我的,都是在佛法中奉献,在佛法中求进修而已!
   以后在台北出版的,有:
   七十一年(七十七岁):五月,『辨法法性论讲记』出版 (今编入『华雨集』一册 )。
   七十二年(七十八岁):九月,『杂阿含经论会编』(三册)出版。这是『杂阿含经』与『瑜伽师地论』『摄事分』(解说抉择契经部分)的会编,不能说是我的作品,但所费的心力、时间不少。「经」方面,次第倒乱的,缺佚而以余经编入凑数的,都从研究中改正过来。「论」方面,有有论而没有经的,经研考而知是出于『中阿含经』,也有属于『长阿含经』的;也就因此论定为本来是附编于『杂阿含经』,后来才编入『中』、『长阿含经』的。另外又写了一篇『杂阿含经部类之整编』(约四万伍千字),附编在卷首。
   七十四年(八十岁):三月,『游心法海六十年』出版(今编入『华雨集』五册 )。七月,『空之探究』(十八万字)出版。
   七十七年(八十三岁):四月,『印度佛教思想史』(二十九万字)出版。
   这可说是我对印度佛教思想发展研究的结论。
   七十八年(八十四岁):二月,『修定──修心与唯心?秘密乘』出版(今编入『华雨集』三册)。八月,『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出版(今编入『华雨集』四册) 。
   八十一年(八十七岁):八月,『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由东宗出版社出版。
   八十二年(八十八岁):一月,『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日译本,由正观出版社出版。
   四月,『华雨集』全部五册出版。有些是六十年大病以前的作品;有些是『妙云集』出版以后的写作,短篇或长篇,有的还没有发表的。这部书编好后,将原稿交给正闻出版社,确已好久了,但序文说:「民国七十八年一月,序于南投寄庐」(即今永光别苑),时间未免过早。「一月」可能是十一月,脱落一「十」字的校讹,因为这篇序,不可能较『修定──修心与唯心?秘密乘』,『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写出更早的。
   一生的写作、记录而已出版的,就是这些。愿以这些书的出版,报答三宝法乳的深恩!

二十八、传戒因缘

   我没有精究律藏,没有通晓律意,适应现实的深一层认识,所以我没有特别主张。而对沿习下来的佛制祖规,我也没有什么反对。对于台湾近二十年来的传戒运动,我也参加过,那只是随喜而已。
   三十七年(四十三岁)冬天,我因性愿老法师的邀请,以祝贺者的心情,到了厦门。在戒期中,也讲了几次通泛的开示。授具足戒时,我与先师念公,都参加戒坛为尊证,这是我与傅戒因缘有关的第一次。
   四十四年(五十岁)夏天,台中宝觉寺智性长老来福严精舍,邀我参与冬期传戒,担任教授。那时,我病势渐重,我说:「智老!这是我应该随喜。只是我病体不知怎样,怕临时误了戒会」。智老还是要请我,并且说:「如法体欠佳,可以推人代表」。这样,我就不好意思推了。到了戒期,我正终日躺着静养,由演培去代表。
   五十二年(五十八岁),白圣法师在临济寺传六十寿戒,邀我担任尊证。问起时间,恰好是预定应台南市佛教会的邀请,作七天弘法的时间,不凑巧。白圣法师说:「那末,推代表好了」。我当然接受了,那次是印海去代表的。
   五十五年(六十一岁)秋天,贤顿法师(白圣法师同来)来,说起临济寺传戒,邀我当尊证。那一天,我正在感冒发烧,这是就会好的,所以我答应了。想不到不久去拔牙,一次又一次的,每次都渗血四、五天,饮食不便,疲累不堪。不得已,又请印海去代表。两次都没有能亲自参与临济寺的戒会,只能说因缘不具足了。
   五十六年(六十二岁)冬天,台中慈明寺传戒,请我任得戒和尚。不过,我是看作慈明寺传戒,我不过随喜而已。好多年前(四十九或五十年),演培陪圣印来,说起为了满足智性老的遗愿,要举行第三次戒会。传戒要向中国佛教会转呈申请,通例要有得戒和尚的名字。那时,智性老已经去世,所以圣印要我出个名字去申请。演培也帮着说,好吧!就作个人情,用我的名字去申请吧!想不到过了这么多年,真的要传戒了,那就只好当一次得戒和尚了。其实,圣印要我当得戒和尚,一开始就错了!
   在五十四年的华僧大会上,有人提了一个革新传戒制度的提案。不合佛法,不切实际的提案,横竖是行不通的,我连反对的兴趣都没有。大家也都随便的通过了,由中佛会转呈政府备案。圣印用多年来的传戒制度,发出通知,筹备一切。大概离戒期不过(或不到)两个月了,政府核准了传戒的新办法。中佛会召集会议,要圣印去列(出)席。这一下,圣印可着急了。后来经中佛会会议通过,这次筹备不及,姑且通融采用旧制度。不过受戒者的资格,如神经失常,盲哑残废,绝对不得受戒(这些,我都是后来知道的)。不久白圣法师回国,离戒期不到一月了,认为应严格执行政府核准的规制。圣印来报恩小筑看我,我主张:中佛会是中国佛教的最高机构,遵从教会的意旨是不会错的,这又不是你出尔反尔。戒弟子多少,有什么关系!圣印当然有些事实困难,不可能像我那样的无所谓。后来由中佛会特派专员,去慈明寺审查受戒者的资格。那天晚上,我没有在慈明寺。听人说:有新戒起来说话,辞锋相当锐利,审查者是并不容易答复的。就这样的审查了一会,也就算了。世间事是不可思议的!慈明寺戒期还没有终了,中佛会会议决定:新规制窒碍难行,呈请政府,还是采用老规矩。这个新方案,与慈明寺传戒相始终,似乎有了慈明寺传戒,就有新规制的必要一样。圣印请我当得戒和尚,不知添了多少麻烦,费了多少口舌。但由于中佛会要推行新规制,那些想受而还没有受戒的,怕再没有受戒的机会,大家发心来受戒。慈明寺戒会,受出家戒的多达四百二十五人;中佛会的新规制,起了号召大家来受戒的副作用,世间事真不可思议!我是个无事人,一向信任因缘,由因缘去作决定好了!
   五十八年(六十四岁),我又参加了基隆海会寺的戒会,任尊证。参与传戒,在我这一生中,都不过随喜而已。

二十九、我与居士的佛教事业

   佛教的在家弟子,应以佛教的立场,从事文化、慈善、社会福利事业,这不但契合佛教的菩萨精神,也能取得社会大众的好感,有利于佛教的流行。所以在家居士而能从事佛教的文化与慈善事业,不论他对我怎样,我都表示由衷的赞叹!
   一、台中李炳南老居士领导的莲社,对我有思想上的距离,所以在『佛法概论』事件的动荡中,有台中烧毁我著作的传说。在重信仰的宗教界,这可说是一般的现象。民国五十三年,我辞退了慧日讲堂的住持,要去嘉义掩关时,听说李炳老领导莲社同人,发起建立菩提医院。在那时,这是佛教界难得听到的好消息!我与演培、续明洽商,决定以台币五十万元,乐助菩提医院建院费用。本来,我们只希望,在某间病房中,纪念性称为「太虚室」。但炳老建议:在医院旁,建一座「太虚大师纪念馆」。上层供佛及虚大师的影像与略传,可引导病者及其关系人的信佛;下层供医院使用。炳老的好意,               我们当然接受了。五十五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日落成,邀我去剪彩。我本着乐施──与人为善的观念,所以从不问医院的内务,与进行的程度。炳老有良好的风范,莲社有众多的社员,我抱着乐观其成的心情。但起初鼓吹推动的于凌波,似乎渐渐的退却了,多少引起我的疑问。菩提医院建成了,正式开业。由于佛教界缺少(西)医务人才,加上人事的不能和谐合作,阳光乍现的菩提医院,就陷于低沉;不久,等于从佛教界消失了!
   二、纽约的美国佛教会,在福严精舍成立「驻台译经院」,这是极有意义而又下免失望的事。因缘是这样的:五十八年,新竹福严精舍与台北慧日讲堂,在常觉与印海的主持合作下,福严精舍增建了大讲堂与学生宿舍,开办女众的福严佛学院。到六十年夏,学生毕业,也就停办而恢复为男众道场。精舍房屋多而住众少,未能物尽其用,未免可惜!恰好美国佛教会沈家桢居士,读『大宝积经』而充满法喜;希望能译为英文,也就将『大宝积经』的妙法,介绍给英、美等西方人。这一理想与发心,是希有难得的!住在新竹的许巍文居士,与沈居士是德国同学,信函中提及、讨论,而有在台湾办理译经院的决定,进行寻觅土地,建筑设计等工作。我听到这一消息,觉得是大好事,征得福严印海住持的同意后,向许巍文等提议:觅地、建筑,至少还要等一二年时间,不如无条件的,先借用福严精舍的大部分房屋,进行译经工作。在顺利进行中,再觅地建筑,不更理想吗?这一提议,当然得到大家赞同,「美国佛教会驻台译经院」,就这样的在六十年秋季成立了!院长是在美的沉家桢;在台湾有两位副院长:顾世淦主持译务,戈本捷主持事务。当时参加翻译的,有四、五位,现在译介世界佛学著作的许洋主,就是其中偶尔听说,二位副院长间,有些不太协调,那也只是听说而已。可能是六十六年初吧!主持译务的顾副院长辞退了,由张澄基居士继任。『大宝积经』是合编四十九部大乘经而成的,经张副院长的研阅,觉得其中二十八部,更能适合西方人士,因而选定二十八部,没有译出的要翻译,已经译出的再加校定,大家继续为此而努力。六十七年夏,福严精舍性梵住持来说:不知为了什么,译经院决定要迁往北投农禅寺。我以为:我们只是无条件的提贡房屋,欢迎来译经,只希望译业成功。迁移,应有他自身的需要,我们也应该欢喜的送他们。一切都迁移到农禅寺去了。不久,听说译经院宣告停办,这是我所想不到的!据说:精选译出的二十八部,送往美国出版。我不通英文,所以到底有没有出版,也没有知道。不过,七年的时间,动用译务、事务的入不少,所费应该是不少的。如停译而毫无成就,这不免太使人失望了!办医院,译佛经,我们都无条件的赞助过居士们,而结果都等于零。我不会怪那一位,只是为中国佛教界(美国佛教会,也是中国式的佛教)的衰落而惆怅!
   三、周宣德老居士对现代佛教的年青化,是有贡献的!虽在『佛法概论』的风波中,他也曾劝我:中国佛教不要提倡日本化,也不要小乘化。那是在无限的谣言中,他也信以为真而已。四十八年,他赞同丘汉平居士的建议,成立大专奖学基金,以引导大专同学的接近佛法,也征得南亭长老的赞同。丘居士当时是中佛会「国际文教」委员,想到我这个空负名义的主任委员,觉得应该征求我的同意。那时,我在菲律宾岷尼拉,宣老就写信给我,叙述情形而希望我赞助。我觉得这是大好事,是引青年学子接触佛法的好方法,所以我表示愿意参加一份。这样,由南老与我、丘、周──四人四份,组成了「国际文教奖学基金会」。但为了免除不必要的异议,又加入一位委员(不负经济),大专奖学,就这样的开始。接着,各种奖学基金纷纷成立,都由宣老负责奖学事宜。五十年,成立慧炬社,发行慧炬月刊,深入各大专院校。大专院校内,成立佛学社团,共六十多所,这可说都是宣老在努力推动。他有教授资格,是老党员,所以能深入院校而有这样的成就。有些长老,怪他不请法师去开示,不引导学生来归依,其实宗教色彩太浓,在那时是不太适宜的。是六十X年吧!宣老从美国给我一封信,大意是:慧炬社已成为大专院校同学集会的活动中心,原有的二层建筑,已不敷使用,决定加建三层,希望我能有所赞助。我回信表示,愿随喜赞助。后来,我派人去台北,带去一封给宣老的信,并台币参拾捌万元(合当时美金壹万元)。随喜乐施,是不用宣扬的,所以接近我的人,都不知这件事。七十四年,仁俊等在美国为我祝寿并座谈,宣老提起这件事,被记录而刊登在香港的『内明』,所以我也就说到。从奖学基金而引起成立大专院校的佛学社团,使台湾佛教年青化,宣老的功德是不可没的。在我与居士团体的关系中,这是没有使我失望的一次!现在宣老已去世了,愿继承这一事业的,能永远的引导学生,趋向于纯正的佛法!

三十、老年病更多

   我一生多病,过去所患的是肺结核,但没有吐血、咳嗽、潮热等现象,所以引起的虚弱疲累,算不得大病。到了晚年,大病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到现在── 八十三年(八十九岁)还没有死,真是「业缘末了死何难」!
   民国六十年(六十六岁),住嘉义妙云兰若。春季以来,身体就感到异样的不舒服,这可能是业缘将了的预感,所以写了自传式的『平凡的一生』,以为这是我「最后的篇章」了。八月,某日中午,休息以后,照例的起来泡茶。但走不到几步,站不稳而跌了一交,虽没有什么伤害,却出了一身冷汗,身体是越来越虚弱了!
   冬天,为了去楠梓慈云寺主持开光,与弟子数人,早一天去高雄。当天去元亨寺、宏法寺,也到澄清湖参观,晚上住千光寺。早上起来,腹部觉得很不舒服,虽去慈云寺主持开光典礼,但午斋只喝几口汤而已。次日,与明圣乘车到新竹圆光寺,本来是要去一同寺主持菩萨戒会的,但觉得腹部病情严重,先请医生诊治。诊断后,医生问我:「你住在那里」?「嘉义」。他说:「那还来得及,赶快回去」!我了解医生这句话的意思,病重得快要死了。明圣着急起来,电话告诉新竹印海、台北真华法师;与报恩小筑的黄陈宏德联系,决定我到台北的宏恩医院诊治。当晚到了宏恩,经诊断为小肠栓塞,次日开刀。小肠栓塞,是上下不通,上不能进饮食,下没有大小便。我的体温、脉搏、白血球,据说一切正常,可是手术后十三天,还是上下不通。医生建议非再动手术不可,但我不愿再动手术,因为自己知道,即使再开刀而病愈,但元气大伤,也不能再弘法,为三宝服务了。半生不死的活下去,也只是浪耗信施而已。道源长老来看我,说了些义正词严的好话,我是经不起说好话的人,这才答应再挨一刀。晚上动手术,第四天通气,恢复了上下的通畅,总算从死亡线上回来了。住院三十八天出院,但进院时体重五十二公斤,出院只剩四十六公斤了。病中承善信的关怀,道友的关怀,演培等从海外来台探视,都使我心感!
   大病似乎好了,其实问题还严重得很。一、住院期间,长期的整天注射,手臂露在外面,没有按摩、保暖,所以右手患有严重的风湿关节炎。治风湿关节炎的药,不问中药、西药,多服都是要伤胃的,所以我采用土方:制一只双层── 夹的衣袖,用浸透姜汁(干了)的棉花,放在夹层的衣袖里,不论白天、晚上,天热、天冷,一直戴在右臂上。一方面,右手臂轻微运动,使右手臂的活动空间增大。就这样的保暖与运动,经一年多时间,右手严重的风湿关节炎,才完全好了!只是右肩变得比左肩高些。二、肠部的手术,引起后遗症:上午有三次不正常的大便,吃什么(中、西)药,都不见效。虽饮食、睡眠如常,身体即越来越瘦,到六十一年(六十七岁)八月,身高一七六?五公分的我,体重竟低到四十二公斤。那时,晚上睡着了就会出汗;颈项与胸部有黏汗,虽然不会滴下来,可是怎样也揩不清净;早起有凉意,等到吃了稀饭,从头面、颈项到胸背,无不大汗淋漓。没有什么苦痛,可是越来越虚弱无力,摇摇欲倒,直觉得到了死亡边缘。但业缘末了,不可思议的因缘又来了。我那时住台北的报恩小筑,上海商业银行的沈居士,来电话说要见我,护病者告诉他:老法师身体虚极,等身体健康些再联络,但沈居士还是来了。他不知报恩小筑的地址,所以请张礼文居上陪来。他见了我的病态,也就没有话好说了。张居士愿意为我诊脉,我虽没有见过他,但在四十三年前后,曾从报上知道:服务于中央信托局的张礼文,治好了一位患肺结核而已病卧不起的患者,所以也就让他诊治。他诊断我是阳虚,开了一剂扶阳的参附汤加减,并说明黑附块的煎法。我只吃了一剂,颈项、胸部的黏汗,就没有了。(从此服汤药,后来改用膏方,膏方的一再修改,到现在已服用二十一年了。)这位不是职业医师的名医,不请自来,使我从死亡边缘活过来,因缘是那样的不可思议!「业缘末了」,那也只有再活下去了。
   病总算好转了,身体也硬朗些,但体重还是不见增加。承美国沈家桢居士邀请,在六十一年(六十七岁)底,由顾世淦陪同,经日本而到纽约,住在长岛的菩提精舍。安静,空气清新,尤其难得的,是得到日常学友的照顾!在长岛半年,体重增加到四十六公斤;在纽约作健康检查,我的肺结核竟已全愈了,这才由日常陪同回台湾。回来不久,使我长住台湾的李子老去世了。福严与慧日二道场的住持任满,要集众会议通过。见人多,说话多,体重又滑落到四十二公斤。不得已,在六十二年(六十八岁)冬,除二三人知道外,隐居到台中南屯路的静室,就是『妙云集』校对出版的地方。起初不见客,不说话,身体才渐渐的恢复过来。静居中,闲来翻阅『史记』,发见些神话化的古代史话,引起研究的兴趣,到六十四年(七十岁)初夏,一年多的时间,写成了(三十四万字)『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想不到的,体重已从四十二公斤增加到五十公斤。到这,小肠栓塞引起的病,可说全愈了,但三年半的时间,也就这样的空过了!
   「人生无有不病时」,对我来说,这是正确不过的,健康只是病轻些而已。六十四年以后,体重渐增加到五十八公斤,可说是我老健的时代。六十七年(七十三岁)七月,从南屯路移住台中县太平乡华雨精舍。七十五年(八十一岁)冬,身体又感到不适,到南投永光别苑(起初没有名称,我称之为「寄庐」)小住。这里很宁静,山上空气又好,所以后来时常来住;特别是夏天,气候清凉得多。不过身体又越来越差了,下午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沉,多说几句,气就会上逆而咳嗽。七十九年(八十五岁)腊月八日,我还知道腊八粥煮得下太理想。初九早起,坐在床上,摇摇幌幌的倒了下去。再坐起来,再倒下去,亏了明圣的扶持,才能起身到经室中坐。我不知什么病,只是近来有些头痛而已。明圣预定十二日去花莲检查身体,机票也买了。见我的情形异常,怕去花莲而我病情加重,所以雇车送我到大甲蔡博雄医师处,这是经常关心我健康的一位善友。两天后,转沙鹿光田医院,经扫描发现,左脑部有瘀血,需要赶快开刀。明圣向真华法师报告,真华与花莲的证严(慧璋)连系,决定转移到台北的台大医院。台大方面,由曾汉民大夫率车南下沙鹿接我。到了台大,一切已准备就绪,立刻进入手术室,手术顺利完成后,进入加护病房。这几天的事,我完全失去了记忆,连怎样从台中到大甲,我也不知道。但据说:我在大甲时,饮食如常,按时喝茶,还要看报呢!但记忆完全失去了。从加护病房转住病房,五六天后,才完全清明过来。到八十年(八十六岁)正月十五日出院,共住了三十一天。脑部积有瘀血,可能是跌交碰撞而引起的,会发生半身不遂,不能言语,类似中风的病态。亏了明圣要去花莲,才使我免了半死不活──半身不遂,不能言语的病。他要去花莲,是我又一次的难可思议的因缘。出院后,先到大甲永光寺静养,然后回台中华雨精舍。春末,患了带状庖疹,拖了三个月才全愈。
   八十年秋天,福严精舍重建落成,我去参加盛大的庆典。人客见多了,引起血压升高,脉搏增快的现象。冬初,去屏东法云精舍小住──这是依道、慧润建立的道场,因鼻过敏而引起鼻炎。回华雨精舍后,发生腰脊骨神经痛,真是起坐为难。在惠民医院电疗,似乎不痛了。八十一年(八十七岁)夏天,去永光别苑静养,承真智把日产的小型电疗器给我,起初一天两次──上下午各一小时,后改为上午一小时,腰脊痛渐渐的好了,但这只是控制,病根是不可能断除的。冬初去花莲静思精舍,鼻炎又大发,右!B铏都肿了,凭了一日四次的消炎针,七天才算平复。从脑部手术以来,语言的声音响亮了,见我的人都说我身体好。其实,带状庖疹,鼻炎,腰脊骨酸痛,接二连三的小病,身体越来越衰瘦,到去年──八十二年(八十八岁)春天,体重已只有四十九公斤了。
   「生老病死」,老了就不能不病,如眼、耳、牙齿、记忆力等,老年不免多少变化,这就是病呀!一生多病的我,老年病更多。中秋前,回到华雨精舍,在下层肋骨左右连结处(呈三角形向下),偶尔有些痛,也没有注意他。九月二十二日起,那里相当痛,痛到晚上不能入睡,还有发烧现象。二十五日,经王辉明大夫的联络,进住台中荣总医院。经诊断为胆结石,这是算不得大病的。但为了我身体的衰弱,先调理而后(初十日)进行割胆手术,顺便对大小肠调理一下。十月二十四日出院,再经休养,病是完全好了,但体重只剩四十五公斤。到了老年,病越来越多越重,八十九岁(八十三年)的我,不会希望体重增加,而只是由他去瘦吧!又病又瘦,瘦到不能再瘦,那就是业缘了结的时刻,不过以后的瘦与病,不能再执笔记下来了。

三十一、我缺少些什么

   今年六十六岁了,思想与行动,都已成了定型,不可能有大的变化。回忆我的一生,觉得我的一切,在佛法中的一切,都由难思的业缘所决定,几乎是幼年就决定了的。当然,适逢这一时代,这一环境,会多一些特殊的境遇,我应从出家以前的,理解出家以后的一切。
   我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离卢家湾镇二里的农村;俗姓张,名鹿芹。家里有不到十亩的田地,父亲却在一家小南货店里作经理;所以我的家庭,是半农半商的。我生下来就患了一次重病;母亲的身体弱(晚年健壮起来),奶汁不足,所以身体一向就寡薄。曾患了大半年的疟疾──四日两头;这在当时,是没有看作什么大病的。身体寡薄,而发育却又早又快,十五岁就长成得现在这么高了。寡薄瘦长的身体,对我未来的一切,应有深切的关系。
   我生于丙午年(民前六年)清明前一日。与身分证年龄差了五岁。我又不要逃避兵役,又不会充老卖老,为什么多了五岁?说起来是可笑而可悲的。三十年,我任合江法王学院的导师。晚上去方丈室闲坐,宗如和尚问我:「导师!你快六十岁了吧」!我听了有笑不出哭不出的感觉,只能说:「快了!快了」!三十六岁的人,竟被人看作年近六十,我那憔悴苍老的容貌,与实际年龄太不相称。说出实际年龄,是会被外人(在家人)讥笑的。从此,就加上五岁。说习惯了,三十五年(四十一岁)在开封办身分证,也就这样多报了五岁。我想,身分证不用改了,实际年龄还是改正过来吧!
   我只有一个姊姊(出嫁几年就死了),家里人口简单。六岁(民前一年)的六月,我进私塾去读书。民国元年(七岁),跟了父亲去新仓镇,先是进私塾,后进小学堂去读书。新仓镇离我家七里,近钱塘江的小镇,就是父亲经商的地方。民国四年(十岁)冬天,小学毕业。在家里自修了半年,五年(十一岁)秋天,去离家二十多里的硖石镇──在西山下的高等小学堂读书。我是插入二年级的,七年(十三岁)夏天就毕业了。从正轨教育来说,我从此就失学了。在我的记忆中,抗战期间死于重庆的吴其昌,在台大外文系教学的虞尔昌(酆墅庙人),都应该是我的同班同学。但他们是高材生,我是勉强及格了的。
   回忆起来,我的特性──所长与所短的,那时就明显的表现出来。一、我与艺术是没有缘的。写字、图画、手工、唱歌(还有体操,那是与体弱有关),我在学校中,怎么也不可能及格的;所以平均分数,总不过六十几分。没有艺术气质,所以学过吹笛、拉胡琴,怎么也不合节奏。我也学过诗,诗韵、诗法懂一点,可是哼出来的,是五言或七言的文章。我不会欣赏音乐,也不懂名家字画的好在那里。说话没有幽默感,老是开门见山,直来直往。对一个完全的人生来说,我是偏缺的。
   二、七岁就离开了母亲。父亲到底是父亲,生意忙碌,除了照顾换洗衣服、理发外,缺少了慈母那样的关怀。十一岁到硖石去读书,寄宿在学校里,连父亲也不见了。自己还不会照顾自己,不知道清洁、整理。乡下来的孩子,体格差,衣服、文具都不及同学们,产生了自卑感、孤独感,什么都不愿向人倾吐。除了极亲熟的,连向人说话都是怯生生的。生性内向,不会应酬,是我性格的一面。
   三、我也不能说没有长处,学校的功课方面,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特别是国文,我是不能说太差的。在高小第三学年,张仲梧先生授国文,我有了长足的进步。我的作文,善于仿古,又长于议论。一篇『说虎』,曾得到了五十分(满分)加二分。所以在我的性格中,又有自命不凡的一面。自卑与自尊,交织成我性格的全体。我不爱活动,不会向外发展,不主动的访晤人。到现在,我也很少去看人的,而只能在安静的、内向的,发展自己所能表现的一面。
   四、我从小有一特点,就是记忆的片面性。一部分(大抵是通过理性的)不容易忘记,一部分(纯记忆的)实在记不得。从家到新仓,不知走了多少趟,但自己还是会走错的。直到四十四岁,在香港湾仔佛教联合会住了近两个月,时常去跑马地识庐。跑马地是电车总站,所以到跑马地下车是不会错的,而从跑马地回湾仔,那就不是下早了,就是过了站。现在进大医院去,如没有人陪从,每每就走不出来。对于人,人的名字(历史人物倒还容易记),也是一样的记不住。有的见过几次面,谈过话,同吃过饭,下次见了,一点印象都没有,这也难怪有人说我高傲得目中无人了。对于信徒,问他姓什么,一次、两次,自己觉得不好 意思再问了;见面非常熟,就是不知道他姓什么。非要经多次接触,或有什么特殊情况,才会慢慢的记住。门牌、电话,那是从来记不得的。不认识路,不认识人(不要说年龄、生日了),决定了我不会交际,不适于周旋于社交的性格。
   从小就身体寡薄,生性内向,不会应酬。自卑而又自尊的我,以后当然要受此因缘所局限而发展了。父亲见我是不会生意经的,读书还聪明,所以要我去学医。七年(十三岁)秋天,就开始在一位中医师家里读书,一直到十六岁夏天。我的老师(医师)并没有教我,而只是自己学习。我了解一些医理,但那些纯凭记忆的本草,什么味甘、性温,安神、补元气之类,我实在记不得;记不得,也就失去了兴趣。但什么药能延年,什么药能长生,什么奇经八脉,什么医道通仙,却引起我的兴趣。我默默的将兴趣移到另一面,津津有味的读些『浚性穷渊』、『性命圭旨』、『金华宗旨』、『仙术秘库』、『慧命经』等道书;对『奇门遁甲』,也有浓厚的兴趣。有兴趣,却是不好懂。「欲知口诀通玄处,须共神仙仔细论」,决定学仙去,但当下被父母发见了。这虽是可笑的,但无意世间一般的倾向,已充分表现出来。
   父亲见我学仙着了迷,不能让我再这样下去,于是要我到小学里去教书。区立的,教会附设的,私立的小学,从十年(十六岁)下学期起,到十九年(二十五岁)上学期止,整整的八年。对于教小学,我应该是不合格的。我是拘谨而不活泼的;图画、音乐、体操等功课,我是不能胜任的。不能胜任的工作,当然是没有兴趣的。我的兴趣,专心于自己的阅读,但已从丹经、术数,而转到『老子』、『庄子』;『旧约』、『新约』;佛教的经论。我往来于家乡、新仓、袁化 ──二十几华里之间,在破庙里及商务印书馆,求得了几种佛教的经论,没有任何人指导而全凭自修。二十年(二十六岁)到闽南求学,就写了『抉择三时教』、『共不共之研究』。二十一年(二十七岁)上学期,就在闽院讲课,而听讲的,正是我去年的同班同学。这么看起来,五、六年来阅读经论,也有些佛学的概略知识了。
   前生的业力,幼年的环境,形成了自己的特性。从完整的人生来说,我是缺点太多了的。以知识、能力来说,我是知识的部分发达,而能力是低能的,没有办事能力,更没有组织的能力。从知识、感情、意志来说,我的知识是部分的,但以自己的反省来默察人生,所以多少通达些人情世事,不会专凭自己的当前需要,而以自己的见解为绝对的。我不大批评人,而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
   说到感情,我不知道应用怎样的词句来形容自己。我没有一般人那种爱,爱得舍不了;也不会恨透了人。起初,将心注在书本上;出家后,将身心安顿在三宝中,不觉得有什么感情需要安放。我的同参道友、信众、徒众,来了见了就聚会,去了就离散,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与我较关切的学友,从来是无事不通信,就是一年、几年,也不会写封人情信,但我并没有生疏了的感觉。离了家,就忘了家;离了普陀,就忘了普陀;离了讲堂,就忘了讲堂。如不是有意的回忆,是不会念上心来的;我所记得的,只是当前。我缺乏对人的热情,但也不会冷酷、刻薄。这一个性,情感过分平静,难怪与艺术无缘了。说到意志,极强而又不一定强。属于个人的、单纯的,一经决定(我不会主动的去冒险),是不会顾虑一切艰苦的。我生长河汊交流地区,一出门就得坐船。但我从小晕船,踏上船头,就哇的吐了。坐船,对我实在苦不可言。十九年离家,从上海到天津;又从天津回上海。二十年,从上海到厦门;从厦门到福州,又从福州回厦门。二十一年夏天,又从厦门回上海。轮船在大海中,我是不能饮食,不能行动。吐了一阵,又似睡非睡的迷糊一阵;吐一阵、睡一阵,一直这样的捱到上岸。每次,尤其是三天或四天的航行,比我所生的甚么病都苦痛加倍(我想,这种对我身体的折磨,与出家后身体更虚弱而多病有关)。但觉得有去的必要,毫无顾虑,二十三年秋季,又从上海到厦门了(下年春再回上海)。身体的苦,在心力的坚强下,我是不觉得太严重的(经济困难,也不会放在心上)。可是,遇到了复杂的,困扰的人事,我没有克服的信心与决心。大概的说:身力弱而心力强,感性弱而智性强,记性弱而悟性强;执行力弱而理解力强──依佛法来说,我是「智增上」的。这一特性,从小就形成了,我就是这样的人。然而,在来台湾以前,我不能认识自己。我的学友──演培、妙钦、续明们,也不能认识我,不免对我存有过高的希望。来台的长老法师们,也不认识我,否则也不用那么紧张了。我所缺少的太多了,能有什么作为呢?对佛教只有惭愧,对学友们只留下深深的歉意!

三十二、最后的篇章

   我如一片落叶,在水面上流着,只是随因缘流去。流到尽头,就会慢慢的沉下去。人的一生,如一个故事,一部小说,到了应有的事已经有了,可能发生的事也发生了,到了没有什么可说可写,再说再写,如画蛇添足,那就应该搁笔了。幼年业缘所决定,出家来因缘所发展,到现在还有什么可写可说呢!最后可能补上一笔的,不过是这样的一则: xxx年x月x日,无声无息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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